第192章 苗人起义
第192章苗人起义
大清康熙六十一年,大明建武元年。
二月,高其倬署理(暂代)云贵总督。
张广泗则任贵州思州。
高其掉这人很有意思,是个康熙朝就出了名的老好人,为人不喜欢惹事,做事也秉承中庸之道,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。
雍正还一度吐槽过这人太过老实,不是个当官,至少是在他手下当官的料。但由于他的云贵总督是康熙擢升的,所以无大错的情况下,雍正也不能随意罢免。
而高其倬的前任叫张文焕,这人可就厉害了,与其他地方的总督不一样,这位老兄可是一路靠着战功升上来的。
在当大同总兵时便跟随康熙三征葛二蛋,屡战屡胜,是个名副其实的悍将。若不是康熙朝早期名将太多,这厮少说也能排上个位次。
这样的人做云贵总督,自然不可能会老实。
张文焕在任期间,上的奏折不是请求增加地方驻军兵力(云贵驻军八万人…),就是汇报云贵地区战略要地的勘察,显然是个不甘寂寞的。
而在他离任才两年而已,云贵地方驻军便刻意激怒当地苗民土司,好在新总督高其倬及时补救,才没有酿成大祸。
当然,高其倬也因为这个让雍正不喜,因为这厮是做出了补救措施,将动乱及时掐灭了,能力的确可圈可点。
但作为老实人的高其倬,为了不让雍正怪罪他,居然妄图把这事儿给盖过去,把雍正着实气的不行。
而另一位贵州思州张广泗,这人可就更厉害了,与张文焕声名不显不一一样,张广泗妥妥的雍乾两朝名将。
包括云贵地区掀起的大规模苗民土司起义,全是这人平定的。
正是靠着这位名将,雍正成功将贵州的改土归流全面推行了下去。
改土归流,这四个字是带着血的。
当然,以上事件正常情况下是要发生在雍正晚期到乾隆初年的,而且还是在于老好人高其倬调走,换了另一个强硬派鄂尔泰。
然而现在,局势不一样了,云贵这边还是走的历史老路,张文焕在任期间刻意挑拨激起苗民对朝廷的恨意。
也不必他挑拔,云贵还有湘西红苗对大清朝廷本就没有多少好感。
这不是因为汉苗间的文化差异,或者说两者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突矛盾,全是由大清朝廷一手造成的。
由于清朝不顾苗汉文化差异,一面强硬推行汉化和改土归流,一面又对苗人采取粗暴的防备手段。云贵地方官吏更是横行无度,肆意盘剥和搜刮这些苗人少民。
而苗文化与汉文化间最大的差异恰恰在于“血亲复仇”,这不是常规理解的那种单纯杀人偿命,或者替亲人报仇什么的。。
最为突出的例子,就是苗人青年石满宜被清军杀害,竟直接爆发了乾嘉苗民大起义。
个中原因就在于苗人是以男系组织凝聚家族成员,组成“鼓社、议榔”等社会组织,宗族血亲观念极强,基本就是一家有难,大家相帮。
苗人自身也通过鼓藏节等手段,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,为的就是抱团取暖。
在苗人的观念里,村寨就是宗族整体,村寨成员被侵害,那就是对村寨整体的侵害。
这样带来的影响就是,一旦有个别寨子里的苗人被侵害,就会引发整个村寨的应激反应,进而演变成起事。
而又因为宗族血亲的观念,一个村寨起事了,往往其他村寨也会迅速跟进。
从而表现出来的苗民起义,往往都是又快又迅猛,而且抵抗极为顽强,非得损耗巨大才能将其镇压下去。
高其卓这位新任云贵总督是个老好人,不求有功但求无过,上任快三个多月了,居然仍旧没能彻底掌握云贵的全部实情状况。
而云贵地方的兵将虽不说拥兵自重那么过分,但也基本不鸟高其倬这个新总督。
高其倬的运气“不错”,清朝强推改土归流曾在云贵引爆过三次苗人大起义,甚至还与白莲教联过手。
这第一次起义本来是该发生在雍正、乾隆交替时期,不过现在高其做这个新总督,下面的兵将彻底失去了约束力。
而高其倬不愿惹事的处事风格又让其不敢擅作主张,惩治这些云南边将,更改前总督张文焕遗留的政策。
于是乎,在两广动荡,东南伪明闹得甚大,北方亦是烽烟四起的档口。
原本该在雍正十三年三月爆发的古州苗民大起义,它提前登场了。
官府穷凶极恶,借筹粮之机大肆敲诈勒索苗人(还有布依族)。不堪忍受压迫的古州(黎平府)八妹、高表、寨蒿等寨苗民在包利、红银的领导下悍然发动起义。
与雍正十三年一样,他们在木头上刻上信号,联络四方苗民,相告“苗王出世”。
靠着宗族血亲的影响力,这波提前了十三年的苗人起义,实力丝毫没有减弱,反而规模还更大了。
《贵州通志》说:“六厅苗民,群相附和。……妇人女子,群起若狂。”
短短半月不到,包利、红银带领起义苗军攻打古州厅王岭汛,这时还不到雍正八年,也没有古州镇总兵。
兵力羸弱的古州厅被起义苗军轻松攻陷。
起义苗军士气大振,周边苗寨苗民纷纷景从。这些苗人对清朝官府还有汉官早已恨之入骨,起义部队如同吹气球般迅速壮大。
很快就有了上万人马,兵锋直指黎平府城。
然而,苗人起义军没有攻城器械,又进兵速度太快。黎平府城虽然兵力羸弱,但好歹也是府城,且其中的汉人官绅百姓也知道府城被破会是什么下场。
这些苗人不仅仇恨官府,更仇恨汉人。
在黎平府上下众志成城的守城之下,包利尝试攻打了两天,发现打不下来。年轻气盛的他随即选择放弃,率领起义军转战镇远府。
起义军先冲到了清江、台拱之间的地区,吸收藏弩等几百个苗寨苗人。起义队伍再次膨胀,直接突破至两万人马。
兵强马壮的包利、红银等首领随即率领起义军进攻台拱,把摆尾一带清军传递消息的塘房全都摧毁,阻断清江与台拱间的信息传递。
起义军又故意不去进攻清江厅,更没有去打镇远府城,反而是往北四处攻略。
邛水司、柳罗营、凯里、重安江、黄平、岩门新司、岩门旧司、黄平旧州、余庆、排略等地在未来的日子里接连失陷。
余庆知县朱若琦弃城逃跑,黄平知州罗鸣序畏罪自杀,千总金升惊惶逃脱,岩门土司何其仁、张纯全、冯秉文等人投水而死。
这场古州苗人起义如同历史上那般,迅速席卷了黔东南。
(有位老兄说边疆没声音,本来是篇幅不够,放在后面的,既然如此,那就先放出来吧!这段话是不收费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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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清康熙六十一年,大明建武元年。
二月,高其倬署理(暂代)云贵总督。
张广泗则任贵州思州。
高其掉这人很有意思,是个康熙朝就出了名的老好人,为人不喜欢惹事,做事也秉承中庸之道,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。
雍正还一度吐槽过这人太过老实,不是个当官,至少是在他手下当官的料。但由于他的云贵总督是康熙擢升的,所以无大错的情况下,雍正也不能随意罢免。
而高其倬的前任叫张文焕,这人可就厉害了,与其他地方的总督不一样,这位老兄可是一路靠着战功升上来的。
在当大同总兵时便跟随康熙三征葛二蛋,屡战屡胜,是个名副其实的悍将。若不是康熙朝早期名将太多,这厮少说也能排上个位次。
这样的人做云贵总督,自然不可能会老实。
张文焕在任期间,上的奏折不是请求增加地方驻军兵力(云贵驻军八万人…),就是汇报云贵地区战略要地的勘察,显然是个不甘寂寞的。
而在他离任才两年而已,云贵地方驻军便刻意激怒当地苗民土司,好在新总督高其倬及时补救,才没有酿成大祸。
当然,高其倬也因为这个让雍正不喜,因为这厮是做出了补救措施,将动乱及时掐灭了,能力的确可圈可点。
但作为老实人的高其倬,为了不让雍正怪罪他,居然妄图把这事儿给盖过去,把雍正着实气的不行。
而另一位贵州思州张广泗,这人可就更厉害了,与张文焕声名不显不一一样,张广泗妥妥的雍乾两朝名将。
包括云贵地区掀起的大规模苗民土司起义,全是这人平定的。
正是靠着这位名将,雍正成功将贵州的改土归流全面推行了下去。
改土归流,这四个字是带着血的。
当然,以上事件正常情况下是要发生在雍正晚期到乾隆初年的,而且还是在于老好人高其倬调走,换了另一个强硬派鄂尔泰。
然而现在,局势不一样了,云贵这边还是走的历史老路,张文焕在任期间刻意挑拨激起苗民对朝廷的恨意。
也不必他挑拔,云贵还有湘西红苗对大清朝廷本就没有多少好感。
这不是因为汉苗间的文化差异,或者说两者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突矛盾,全是由大清朝廷一手造成的。
由于清朝不顾苗汉文化差异,一面强硬推行汉化和改土归流,一面又对苗人采取粗暴的防备手段。云贵地方官吏更是横行无度,肆意盘剥和搜刮这些苗人少民。
而苗文化与汉文化间最大的差异恰恰在于“血亲复仇”,这不是常规理解的那种单纯杀人偿命,或者替亲人报仇什么的。。
最为突出的例子,就是苗人青年石满宜被清军杀害,竟直接爆发了乾嘉苗民大起义。
个中原因就在于苗人是以男系组织凝聚家族成员,组成“鼓社、议榔”等社会组织,宗族血亲观念极强,基本就是一家有难,大家相帮。
苗人自身也通过鼓藏节等手段,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,为的就是抱团取暖。
在苗人的观念里,村寨就是宗族整体,村寨成员被侵害,那就是对村寨整体的侵害。
这样带来的影响就是,一旦有个别寨子里的苗人被侵害,就会引发整个村寨的应激反应,进而演变成起事。
而又因为宗族血亲的观念,一个村寨起事了,往往其他村寨也会迅速跟进。
从而表现出来的苗民起义,往往都是又快又迅猛,而且抵抗极为顽强,非得损耗巨大才能将其镇压下去。
高其卓这位新任云贵总督是个老好人,不求有功但求无过,上任快三个多月了,居然仍旧没能彻底掌握云贵的全部实情状况。
而云贵地方的兵将虽不说拥兵自重那么过分,但也基本不鸟高其倬这个新总督。
高其倬的运气“不错”,清朝强推改土归流曾在云贵引爆过三次苗人大起义,甚至还与白莲教联过手。
这第一次起义本来是该发生在雍正、乾隆交替时期,不过现在高其做这个新总督,下面的兵将彻底失去了约束力。
而高其倬不愿惹事的处事风格又让其不敢擅作主张,惩治这些云南边将,更改前总督张文焕遗留的政策。
于是乎,在两广动荡,东南伪明闹得甚大,北方亦是烽烟四起的档口。
原本该在雍正十三年三月爆发的古州苗民大起义,它提前登场了。
官府穷凶极恶,借筹粮之机大肆敲诈勒索苗人(还有布依族)。不堪忍受压迫的古州(黎平府)八妹、高表、寨蒿等寨苗民在包利、红银的领导下悍然发动起义。
与雍正十三年一样,他们在木头上刻上信号,联络四方苗民,相告“苗王出世”。
靠着宗族血亲的影响力,这波提前了十三年的苗人起义,实力丝毫没有减弱,反而规模还更大了。
《贵州通志》说:“六厅苗民,群相附和。……妇人女子,群起若狂。”
短短半月不到,包利、红银带领起义苗军攻打古州厅王岭汛,这时还不到雍正八年,也没有古州镇总兵。
兵力羸弱的古州厅被起义苗军轻松攻陷。
起义苗军士气大振,周边苗寨苗民纷纷景从。这些苗人对清朝官府还有汉官早已恨之入骨,起义部队如同吹气球般迅速壮大。
很快就有了上万人马,兵锋直指黎平府城。
然而,苗人起义军没有攻城器械,又进兵速度太快。黎平府城虽然兵力羸弱,但好歹也是府城,且其中的汉人官绅百姓也知道府城被破会是什么下场。
这些苗人不仅仇恨官府,更仇恨汉人。
在黎平府上下众志成城的守城之下,包利尝试攻打了两天,发现打不下来。年轻气盛的他随即选择放弃,率领起义军转战镇远府。
起义军先冲到了清江、台拱之间的地区,吸收藏弩等几百个苗寨苗人。起义队伍再次膨胀,直接突破至两万人马。
兵强马壮的包利、红银等首领随即率领起义军进攻台拱,把摆尾一带清军传递消息的塘房全都摧毁,阻断清江与台拱间的信息传递。
起义军又故意不去进攻清江厅,更没有去打镇远府城,反而是往北四处攻略。
邛水司、柳罗营、凯里、重安江、黄平、岩门新司、岩门旧司、黄平旧州、余庆、排略等地在未来的日子里接连失陷。
余庆知县朱若琦弃城逃跑,黄平知州罗鸣序畏罪自杀,千总金升惊惶逃脱,岩门土司何其仁、张纯全、冯秉文等人投水而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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