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一六章 如此贴心
崇祯皇帝在旨意之中,先是褒奖了朝鲜国主李倧及其辅政诸臣的深明大义,表示了皇帝对于朝鲜君臣遵旨换约、重定边界的高度赞赏,然后又夸奖了一番朝鲜君臣如何如何知礼守礼、士林如何如何好学上进、民风如何如何忠孝淳朴等等,称其不愧有海东小中华之名。笔|趣|阁www。biquge。info
最后的一点,也是关键的一点,就是同意朝鲜君臣士林的请求,以明发圣旨的形式,诏令大明翰林院编修、理藩院出使朝鲜副使张溥为大明常驻朝鲜国使节,命其在朝鲜国都汉城,择地开设使馆作为常驻之地,同时赠送朝鲜大明翰林院、国子监新刻正版儒学典籍千五百册,以作张溥在朝鲜士林之中兴学教化之用。
同时,圣旨之中还升锦衣卫副千户乔启泰为锦衣卫千户,同时留任朝鲜,任为大明常驻朝鲜使馆的武官副使,一方面帮助朝鲜与东江镇及右路总兵府保持沟通联络,另一方面负责大明使节在朝鲜的安全事务。
当然了,这是明面上的职责,私底下,锦衣卫既然进入了朝鲜国都汉城,自然就不会再轻易地退出来,监视朝鲜君臣,搜罗各方情报,更是分内之事。
只是张溥这个人书生气太重,这样的事情自然不便于让他参与或者插手。
与此相应的是,王德化除了带来大批量的儒学典籍之外,还带来了留给张溥作为大明朝鲜使馆建造以及开办新书院的钱款。
当然还有让张溥喜出望外的旨意,即允许他写信招募通道众人,一起在朝鲜开办书院讲学,招收门徒,为广大朝鲜士林弟子传道授业解惑。
对此,张溥自是又激动,又感恩。
让他激动的是,他的这番作为居然得到了大明皇帝的圣旨恩准,这在大明朝的历史上可是头一遭啊,从此能够在这个自号小中华的朝鲜国中开山立派,成为一代宗师,想一想都令人兴奋!
让他感恩的是,皇帝竟然如此贴心,知道在异国他乡开办书院、传道授业不易,不仅给他提供身份、提供典籍、提供钱款,甚至允许他自行招募大明士林之中的同道中人,集体前来朝鲜办学讲学,这是多大的恩典啊!
张溥在激动和感恩之余,一边以首任驻朝使节的身份,向皇帝上表谢恩,另一边则以自己应社领袖的私人身份,给之前的同道中人大写信件,广邀士林好友前来朝鲜汉城。
在他大力邀请的人中就有他的好友兼应社骨干孙淳、周钟、杨彝、李雯以及陈子龙、徐孚远等人。
这些人要么是举人,要么是恩贡生或者荫监生,虽然有参加会试的资格,但却屡试不第,因此渐渐地就聚集在了一起,搞起了结社组织,他们的结社还不是后世的政党。
这种社团组织主要的功能,一开始只是聚集在一起共同读书学习,共同切磋学术,交流心得,只是慢慢地,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团结在一起之后的力量,所以才逐渐地不务正业,专门以学术为名组织结社,并慢慢地开始政治化,企图影响舆论、左右士林,传播和推广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。
不过,与历史上相比,这一世张溥、夏允彝、吴伟业等人在崇祯元年恩科之中考中进士,使得江南的应社立刻失去了几个重要的领袖,不仅没有像历史上那样形成南北应社,并最终形成复社,而且随着张溥、夏允彝的高中前三甲,这些个屡试不第的应社举子或者贡生、监生们,也很快看到了希望,把精力从组织结社上面收回,重新发愤图强起来。
同时,随着江南士林领袖、东林大佬“钱谦益”以及“四千”的另外两钱的离去,即钱象坤的致仕回乡和钱士升的被贬西北,使得江南士林的大小社团一时之间风声鹤唳、群龙无首,此时正处在纷乱之中。
张溥的飞黄腾达以及如今在朝鲜显赫而又超越的地位,让之前他的追随者们趋之若鹜。
张溥广邀江南士林同道到海东之国朝鲜办学讲学、开建复林书院的信件,被送到江南之后,士林名流纷纷以接到探花郎、朝廷驻朝使节的邀请信为荣,没有收到邀请的东林外围组织,比如几社、匡社、南社以及什么拂水山房社士林名流,认识张溥的,也纷纷给他写信,希望能够一起共襄盛举。
这些消息,陆陆续续地传到了京师紫禁城崇祯皇帝的耳朵之中。
对于这一点,崇祯皇帝自然是十分高兴,这些人去朝鲜的越多越好,最好是一个不留,全都走掉。
所以在五月下旬的时候,崇祯皇帝又给南京礼部尚书周延儒去了一道旨意,让他亲自接见这些预备前往朝鲜讲学,参与复林书院创办的孙淳、周钟、杨彝、李雯等人,赏给南京翰林院及国子监收藏的儒家典籍若干,并由南京礼部尚书签发关防信函,对这些人的功名身份和资格予以证明,方便他们到了朝鲜之后,更易于受到朝鲜君臣及士林子弟的认可。
这些事情,忙忙碌碌直到五月底,才算是全部完成,以尚书周延儒为代表的南京礼部、翰林院、国子监的大小官员,亲自将孙淳、周钟等十二位既受到了张溥邀请,同时又愿意前去的江南士林才子,从张溥的老家太仓送上了前往朝鲜的海船。
而从太仓出发,也让这些即将去朝鲜办学讲学,复兴东林书院的江南士林才子们有了一种传道于东国的使命感。
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铲除阉党之后不久,接受文震孟等人的建议,毁弃了《三朝要典》,为自己在江南士林子弟之中赢得了巨大的贤名,不过这位崇祯皇帝虽然推翻了《三朝要典》,变相地为东林党的前辈大佬们摘掉了扣在头上的邪党罪名,但却并没有允许在无锡重建东林书院。
而无锡的东林书院在魏忠贤当权的天启年间被毁掉之后,东林党的大佬们以及在东林书院学习过的江南士林名流们,无不希望能够恢复东林书院,但是皇帝对钱谦益、钱士升、钱象坤、惠世扬等人的处置,又让江南士林官员们感受到了皇帝的心思,以及京师朝堂的风向。
所以至今,江南的士林官员们也没有人敢于公然上书请求重建东林书院,这一点被许多积极参与结社的江南士林名流们引为一大憾事。
因此,当张溥这个江南士林的新生代领袖,打着复兴东林书院于东国的旗号,邀请这些江南士林名流才子们去朝鲜讲学传道、重振东林声势的时候,很多人都动心了。
而最终选择前往的,更是江南士林子弟之中比较有决心、魄力和行动能力的那几位佼佼者,比如孙淳、周钟等人。
这些人离开了,那么只是短暂的一两年的离开,也会给江南的士林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,至少士林之中的结社活动就要迟滞或者是停滞上好几年。
这一点,远在京师紫禁城中的崇祯皇帝知道,而近在江南的南京礼部尚书周延儒也一清二楚。
所以,在欢送孙淳、周钟等十二位江南士林之中的名流才子前往朝鲜办学讲学的事情上,南京礼部尚书周延儒也是格外贴心,每件事都替他们想到了前面,做到了细处,让他们感到荣耀备至,走得无比愉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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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的一点,也是关键的一点,就是同意朝鲜君臣士林的请求,以明发圣旨的形式,诏令大明翰林院编修、理藩院出使朝鲜副使张溥为大明常驻朝鲜国使节,命其在朝鲜国都汉城,择地开设使馆作为常驻之地,同时赠送朝鲜大明翰林院、国子监新刻正版儒学典籍千五百册,以作张溥在朝鲜士林之中兴学教化之用。
同时,圣旨之中还升锦衣卫副千户乔启泰为锦衣卫千户,同时留任朝鲜,任为大明常驻朝鲜使馆的武官副使,一方面帮助朝鲜与东江镇及右路总兵府保持沟通联络,另一方面负责大明使节在朝鲜的安全事务。
当然了,这是明面上的职责,私底下,锦衣卫既然进入了朝鲜国都汉城,自然就不会再轻易地退出来,监视朝鲜君臣,搜罗各方情报,更是分内之事。
只是张溥这个人书生气太重,这样的事情自然不便于让他参与或者插手。
与此相应的是,王德化除了带来大批量的儒学典籍之外,还带来了留给张溥作为大明朝鲜使馆建造以及开办新书院的钱款。
当然还有让张溥喜出望外的旨意,即允许他写信招募通道众人,一起在朝鲜开办书院讲学,招收门徒,为广大朝鲜士林弟子传道授业解惑。
对此,张溥自是又激动,又感恩。
让他激动的是,他的这番作为居然得到了大明皇帝的圣旨恩准,这在大明朝的历史上可是头一遭啊,从此能够在这个自号小中华的朝鲜国中开山立派,成为一代宗师,想一想都令人兴奋!
让他感恩的是,皇帝竟然如此贴心,知道在异国他乡开办书院、传道授业不易,不仅给他提供身份、提供典籍、提供钱款,甚至允许他自行招募大明士林之中的同道中人,集体前来朝鲜办学讲学,这是多大的恩典啊!
张溥在激动和感恩之余,一边以首任驻朝使节的身份,向皇帝上表谢恩,另一边则以自己应社领袖的私人身份,给之前的同道中人大写信件,广邀士林好友前来朝鲜汉城。
在他大力邀请的人中就有他的好友兼应社骨干孙淳、周钟、杨彝、李雯以及陈子龙、徐孚远等人。
这些人要么是举人,要么是恩贡生或者荫监生,虽然有参加会试的资格,但却屡试不第,因此渐渐地就聚集在了一起,搞起了结社组织,他们的结社还不是后世的政党。
这种社团组织主要的功能,一开始只是聚集在一起共同读书学习,共同切磋学术,交流心得,只是慢慢地,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团结在一起之后的力量,所以才逐渐地不务正业,专门以学术为名组织结社,并慢慢地开始政治化,企图影响舆论、左右士林,传播和推广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。
不过,与历史上相比,这一世张溥、夏允彝、吴伟业等人在崇祯元年恩科之中考中进士,使得江南的应社立刻失去了几个重要的领袖,不仅没有像历史上那样形成南北应社,并最终形成复社,而且随着张溥、夏允彝的高中前三甲,这些个屡试不第的应社举子或者贡生、监生们,也很快看到了希望,把精力从组织结社上面收回,重新发愤图强起来。
同时,随着江南士林领袖、东林大佬“钱谦益”以及“四千”的另外两钱的离去,即钱象坤的致仕回乡和钱士升的被贬西北,使得江南士林的大小社团一时之间风声鹤唳、群龙无首,此时正处在纷乱之中。
张溥的飞黄腾达以及如今在朝鲜显赫而又超越的地位,让之前他的追随者们趋之若鹜。
张溥广邀江南士林同道到海东之国朝鲜办学讲学、开建复林书院的信件,被送到江南之后,士林名流纷纷以接到探花郎、朝廷驻朝使节的邀请信为荣,没有收到邀请的东林外围组织,比如几社、匡社、南社以及什么拂水山房社士林名流,认识张溥的,也纷纷给他写信,希望能够一起共襄盛举。
这些消息,陆陆续续地传到了京师紫禁城崇祯皇帝的耳朵之中。
对于这一点,崇祯皇帝自然是十分高兴,这些人去朝鲜的越多越好,最好是一个不留,全都走掉。
所以在五月下旬的时候,崇祯皇帝又给南京礼部尚书周延儒去了一道旨意,让他亲自接见这些预备前往朝鲜讲学,参与复林书院创办的孙淳、周钟、杨彝、李雯等人,赏给南京翰林院及国子监收藏的儒家典籍若干,并由南京礼部尚书签发关防信函,对这些人的功名身份和资格予以证明,方便他们到了朝鲜之后,更易于受到朝鲜君臣及士林子弟的认可。
这些事情,忙忙碌碌直到五月底,才算是全部完成,以尚书周延儒为代表的南京礼部、翰林院、国子监的大小官员,亲自将孙淳、周钟等十二位既受到了张溥邀请,同时又愿意前去的江南士林才子,从张溥的老家太仓送上了前往朝鲜的海船。
而从太仓出发,也让这些即将去朝鲜办学讲学,复兴东林书院的江南士林才子们有了一种传道于东国的使命感。
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铲除阉党之后不久,接受文震孟等人的建议,毁弃了《三朝要典》,为自己在江南士林子弟之中赢得了巨大的贤名,不过这位崇祯皇帝虽然推翻了《三朝要典》,变相地为东林党的前辈大佬们摘掉了扣在头上的邪党罪名,但却并没有允许在无锡重建东林书院。
而无锡的东林书院在魏忠贤当权的天启年间被毁掉之后,东林党的大佬们以及在东林书院学习过的江南士林名流们,无不希望能够恢复东林书院,但是皇帝对钱谦益、钱士升、钱象坤、惠世扬等人的处置,又让江南士林官员们感受到了皇帝的心思,以及京师朝堂的风向。
所以至今,江南的士林官员们也没有人敢于公然上书请求重建东林书院,这一点被许多积极参与结社的江南士林名流们引为一大憾事。
因此,当张溥这个江南士林的新生代领袖,打着复兴东林书院于东国的旗号,邀请这些江南士林名流才子们去朝鲜讲学传道、重振东林声势的时候,很多人都动心了。
而最终选择前往的,更是江南士林子弟之中比较有决心、魄力和行动能力的那几位佼佼者,比如孙淳、周钟等人。
这些人离开了,那么只是短暂的一两年的离开,也会给江南的士林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,至少士林之中的结社活动就要迟滞或者是停滞上好几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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