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零五章 西北又乱
十一月二十三日,孙传庭、贺时雨撤回了各路围剿流贼的马步军,并率领麾下的延绥镇精锐边军骑兵离开了静乐城和宁武关一带,北上作战之后,一直隐匿在静乐城与宁武关一线西面群山之中的贼头们,终于盼来了他们苦等已久的良机。
就在延绥镇骑兵人马北出宁武关的第二天,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一大早,这些在岢岚山中困顿已极,已经快要活不下去的贼头们,突然从群山之中窜出,分作了三股,沿着冰冻的河谷,快速率部西奔。
十一月二十七日,来自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和镇西营副总兵李卑的紧急军报,被一队疾驰而来的快马,送进了居庸关中,送来的正是这个流贼出山逃窜的消息。
不过,身在居庸关中的崇祯皇帝,接到了这个消息之后,并没有多么慌张。
因为他知道只要吕梁山北段芦芽山、岢岚山中的流贼一天没有完全根除,这个日子就早晚都要到来。
因为李邦华、孙传庭和王国梁等人所率领的大军,不可能一直守在山西北部的莽莽群山外面,更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建虏及其蒙古仆从军,在大同镇的辖地之内大肆掠夺之后再让他们安然返回。
那么这其中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。
在这个问题上,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,两利相权取其重了。
所以,当他接到这个隐隐约约一直都在担忧着的消息之后,并没有如同身边众臣那样扼腕叹息或者惊慌失措。
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是知道得很清楚,历史上,北面的建虏与西北的流贼一呼一应,共同搞垮了大明朝。
每到大明朝廷抽调了辽东以及九边的强军悍卒南下剿匪的时候,得到消息的建虏铁骑,就会适时地在辽东或者大同、宣府等地发动进攻。
而且每当大明官军在剿贼的战场上取得了优势,就要胜利在望的时候,建虏总会在关键的时候大举入侵,通过破边而入调动大明朝的军队将重心转移,从而每每使得已经奄奄一息的流贼,再一次逃出生天。
这一切,或许真的是巧合,然而更加可能的则是建虏的有意为之。
西北流贼的那些头头脑脑们,或许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视野,但是建虏的高层,特别是在一大堆汉奸文人辅佐下的黄台吉,却有着这样的谋略。
而历史上的崇祯皇帝,在镇压流贼与抵御建虏的问题上,几乎每一次都是被建虏后金国的高层牵着鼻子走,也使得大明朝仅有的几支可以称得上强军的军队,不得不在抵御建虏和镇压流贼之间两面作战,疲于奔命。
到最后,不仅流贼没有根除,而建虏也没有打败,倒是这几支强军,在一次又一次的两面作战、疲于奔命之中,被折腾得散了架,最终全部消失在剿灭流贼或者抵御建虏的战场之上。
曹文诏麾下的辽东军如此,孙传庭麾下的秦军也是如此,卢象升麾下的天雄军还是如此。
所以自从穿越以来,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一直在极力地避免两线作战,至少在大明的北方,要坚决避免两线作战。
也因此才有了在剿灭流贼的时候,对建虏后金国的各种忍让、纵容。
也因此才有了在备战建虏后金国的同时,暂时叫停了对吕梁山北段群山之中的流贼的全力围剿。
包括这一次,在反击建虏的关键时期,他也不想因为芦芽山中那些流贼的出山西逃,而叫停李邦华、孙传庭等人的大军出击。
对于如今的这个崇祯皇帝来说,面子问题固然重要,却重不过汉人的江山。
只要这些流贼往西逃,不管为首的是高迎祥、李自成,还是马守应、张献忠,他都不是很在乎。
因为在这个时代,贫瘠的西北之地,是成不了大事的。
特别是如今的陕北一卫一州一府,一卫即榆林卫,一州即绥德州,一府即延安府,这三个地方人口本来也没有多少,经过了天启七年以来持续数年的饥荒、战争、疾疫和屠杀,总体人口大为减少,十成已经去了七成。
再加上马懋才在甘泉峪的募民屯垦,袁崇焕在宁夏黄河东岸平原上的募民屯垦,陕北这三个州府的流民人口,已经所剩无几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即便是高迎祥、李自成、马守应、张献忠这些人再能折腾,没有了大量的饥民流民,他们也折腾不出什么花样来。
所以这一次,收到了山西镇监军御史王嘉徵和山西巡抚张晓等人转递的紧急军情,崇祯皇帝依然选择以反击建虏为重,并没有立刻派人传旨大军已经出击边外的大军南下,去追击窜回陕北的流贼。
但是,到了第二天,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午的时候,又有一封来自西北的紧急军报,被坐镇西安筹建锦衣卫西镇抚司的内臣高时明和镇抚使胡一魁联名,送进了居庸关的行在。
这一下子,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却是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!
因为被高时明、胡一魁联名呈递行在的紧急奏报,向崇祯皇帝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:
“十一月二十日,三边总督袁崇焕在河州以尚方剑杀洮岷副总兵赵大胤、河州卫指挥使马万寿,赵大胤与马万寿部将马进忠、马光玉、丁国栋、米喇印等,各率所部发动兵变,定虏总兵官杨麒遇袭身亡,袁崇焕仅率数十骑得脱,奔回兰州,河州、临洮、定西、固原、洮州、岷州一片大乱!”
收到这个消息之后,崇祯皇帝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固原兵变也好,临洮兵变也好,在明末的历史上的确都曾经发生过。
不过历史上这些地方之所以发生兵变,是因为固原镇和临洮镇所在的地方实在是太过穷困,而且朝廷的欠饷也实在是太多,与此同时,朝廷又频繁征调这两镇的兵马前往辽东与建虏作战。
正是机缘巧合地综合了上述各种因素,这才激起了临洮镇和固原镇的兵变。
但是现在,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考虑到固原镇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兵变事件,已经将固原镇移驻到了花马池,允许他们在花马池一带随便开荒屯垦,并且给了袁崇焕与鄂尔多斯诸部以及青海、甘南藏区各部茶马互市、盐茶贸易的权力,现在他们不缺钱。
同样也是考虑到临洮镇的情况,此前崇祯皇帝将临洮镇移防到了汉中。
一方解决了他们的驻地过于贫瘠家属无以为生的问题,另一方面也解决了陕南防御空虚的问题。
最重要的是,自打朝廷的财政稍稍好转以来,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担心重蹈历史覆辙,可是从来也不敢短缺这些边镇士卒的饷银。
所以这一次,初见高时明和胡一魁的奏报,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不过随后仔细再看,他却隐隐约约地将其中的各种来龙去脉,联系到了一起。
到最后,总算恍然大悟,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兵变事件,这分明是一场回回暴乱!
且不说赵大胤、马光玉、马进忠、米喇印、丁国栋等等这些人的回回身份,就是他们发动兵变的口号“打杀红毛、驱逐夷教”本身,都不是一般闹饷兵变的样子啊!
有了这个判断,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就不能再以平常心对待了。
而且身在居庸关中的崇祯皇帝,对于塞外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也没有办法做到随时掌握,特别是对于李邦华、孙传庭这一支延绥镇和山西镇军队的进展并不了解。
所以,当他在居庸关中先是接到晋北山中的流贼再次窜回陕北,紧接着又接到高时明、胡一魁来自西安的关于河州、临洮、固原等地的兵变及民乱消息之后,当机立断,派出了数路人马前去传达旨意。
一个是,命令孙传庭带领延绥镇骑兵迅速回师陕北榆林剿灭流贼。
对于这股流贼,能在陕北剿灭当然最好,不能在陕北剿灭,则往西驱赶,总之不能让他们再窜回山西。
第二个,命令三边总督袁崇焕整顿麾下人马,尽快平定由他处理不当引发的洮岷兵变以及很可能失控的回回暴乱。
第三个,命令洪承畴统一指挥麾下的陕军与移防汉中的临洮镇人马,既要严防窜回陕北的流贼南下,更要堵住洮岷兵变的军队东来的道路。
就这样,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,迅速作出了决定的崇祯皇帝,派出了三路传旨的使者,带着自己的旨意离开了居庸关快马西去。
其中一路,就在十二月初二的清晨赶到了杀胡口,然后被丁启睿麾下的小将麻振扬的护送下,快马加鞭地紧急赶往库库和屯城下。
当天夜里,崇祯皇帝关于调动延绥镇骑兵快速回师榆林、绥德的旨意,传到了李邦华和孙传庭的军前。
如果只是流贼窜回陕北这一件事情,那么李邦华和孙传庭这样的人物,是不会为了皇帝的一道旨意,而轻易就改变眼前的布局的,毕竟建虏已是强弩之末,自己这一方只要再努一把力,过不了多久,就有可能将这股建虏全歼。
即便是只有五分的机会,他们也会借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,而冒着抗旨不遵的风险,把眼前的战略执行下去。
可是,崇祯皇帝在旨意之中提到的洮岷兵变及其背后的内情,却让李邦华和孙传庭两人不得不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
孙传庭率领延绥镇骑兵奉旨而行,而李邦华自己则率领麾下山西镇大军,收拢兵力、扎下大营,在库库和屯城外寻找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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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延绥镇骑兵人马北出宁武关的第二天,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一大早,这些在岢岚山中困顿已极,已经快要活不下去的贼头们,突然从群山之中窜出,分作了三股,沿着冰冻的河谷,快速率部西奔。
十一月二十七日,来自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和镇西营副总兵李卑的紧急军报,被一队疾驰而来的快马,送进了居庸关中,送来的正是这个流贼出山逃窜的消息。
不过,身在居庸关中的崇祯皇帝,接到了这个消息之后,并没有多么慌张。
因为他知道只要吕梁山北段芦芽山、岢岚山中的流贼一天没有完全根除,这个日子就早晚都要到来。
因为李邦华、孙传庭和王国梁等人所率领的大军,不可能一直守在山西北部的莽莽群山外面,更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建虏及其蒙古仆从军,在大同镇的辖地之内大肆掠夺之后再让他们安然返回。
那么这其中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。
在这个问题上,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,两利相权取其重了。
所以,当他接到这个隐隐约约一直都在担忧着的消息之后,并没有如同身边众臣那样扼腕叹息或者惊慌失措。
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是知道得很清楚,历史上,北面的建虏与西北的流贼一呼一应,共同搞垮了大明朝。
每到大明朝廷抽调了辽东以及九边的强军悍卒南下剿匪的时候,得到消息的建虏铁骑,就会适时地在辽东或者大同、宣府等地发动进攻。
而且每当大明官军在剿贼的战场上取得了优势,就要胜利在望的时候,建虏总会在关键的时候大举入侵,通过破边而入调动大明朝的军队将重心转移,从而每每使得已经奄奄一息的流贼,再一次逃出生天。
这一切,或许真的是巧合,然而更加可能的则是建虏的有意为之。
西北流贼的那些头头脑脑们,或许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视野,但是建虏的高层,特别是在一大堆汉奸文人辅佐下的黄台吉,却有着这样的谋略。
而历史上的崇祯皇帝,在镇压流贼与抵御建虏的问题上,几乎每一次都是被建虏后金国的高层牵着鼻子走,也使得大明朝仅有的几支可以称得上强军的军队,不得不在抵御建虏和镇压流贼之间两面作战,疲于奔命。
到最后,不仅流贼没有根除,而建虏也没有打败,倒是这几支强军,在一次又一次的两面作战、疲于奔命之中,被折腾得散了架,最终全部消失在剿灭流贼或者抵御建虏的战场之上。
曹文诏麾下的辽东军如此,孙传庭麾下的秦军也是如此,卢象升麾下的天雄军还是如此。
所以自从穿越以来,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一直在极力地避免两线作战,至少在大明的北方,要坚决避免两线作战。
也因此才有了在剿灭流贼的时候,对建虏后金国的各种忍让、纵容。
也因此才有了在备战建虏后金国的同时,暂时叫停了对吕梁山北段群山之中的流贼的全力围剿。
包括这一次,在反击建虏的关键时期,他也不想因为芦芽山中那些流贼的出山西逃,而叫停李邦华、孙传庭等人的大军出击。
对于如今的这个崇祯皇帝来说,面子问题固然重要,却重不过汉人的江山。
只要这些流贼往西逃,不管为首的是高迎祥、李自成,还是马守应、张献忠,他都不是很在乎。
因为在这个时代,贫瘠的西北之地,是成不了大事的。
特别是如今的陕北一卫一州一府,一卫即榆林卫,一州即绥德州,一府即延安府,这三个地方人口本来也没有多少,经过了天启七年以来持续数年的饥荒、战争、疾疫和屠杀,总体人口大为减少,十成已经去了七成。
再加上马懋才在甘泉峪的募民屯垦,袁崇焕在宁夏黄河东岸平原上的募民屯垦,陕北这三个州府的流民人口,已经所剩无几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即便是高迎祥、李自成、马守应、张献忠这些人再能折腾,没有了大量的饥民流民,他们也折腾不出什么花样来。
所以这一次,收到了山西镇监军御史王嘉徵和山西巡抚张晓等人转递的紧急军情,崇祯皇帝依然选择以反击建虏为重,并没有立刻派人传旨大军已经出击边外的大军南下,去追击窜回陕北的流贼。
但是,到了第二天,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午的时候,又有一封来自西北的紧急军报,被坐镇西安筹建锦衣卫西镇抚司的内臣高时明和镇抚使胡一魁联名,送进了居庸关的行在。
这一下子,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却是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!
因为被高时明、胡一魁联名呈递行在的紧急奏报,向崇祯皇帝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:
“十一月二十日,三边总督袁崇焕在河州以尚方剑杀洮岷副总兵赵大胤、河州卫指挥使马万寿,赵大胤与马万寿部将马进忠、马光玉、丁国栋、米喇印等,各率所部发动兵变,定虏总兵官杨麒遇袭身亡,袁崇焕仅率数十骑得脱,奔回兰州,河州、临洮、定西、固原、洮州、岷州一片大乱!”
收到这个消息之后,崇祯皇帝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固原兵变也好,临洮兵变也好,在明末的历史上的确都曾经发生过。
不过历史上这些地方之所以发生兵变,是因为固原镇和临洮镇所在的地方实在是太过穷困,而且朝廷的欠饷也实在是太多,与此同时,朝廷又频繁征调这两镇的兵马前往辽东与建虏作战。
正是机缘巧合地综合了上述各种因素,这才激起了临洮镇和固原镇的兵变。
但是现在,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考虑到固原镇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兵变事件,已经将固原镇移驻到了花马池,允许他们在花马池一带随便开荒屯垦,并且给了袁崇焕与鄂尔多斯诸部以及青海、甘南藏区各部茶马互市、盐茶贸易的权力,现在他们不缺钱。
同样也是考虑到临洮镇的情况,此前崇祯皇帝将临洮镇移防到了汉中。
一方解决了他们的驻地过于贫瘠家属无以为生的问题,另一方面也解决了陕南防御空虚的问题。
最重要的是,自打朝廷的财政稍稍好转以来,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担心重蹈历史覆辙,可是从来也不敢短缺这些边镇士卒的饷银。
所以这一次,初见高时明和胡一魁的奏报,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不过随后仔细再看,他却隐隐约约地将其中的各种来龙去脉,联系到了一起。
到最后,总算恍然大悟,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兵变事件,这分明是一场回回暴乱!
且不说赵大胤、马光玉、马进忠、米喇印、丁国栋等等这些人的回回身份,就是他们发动兵变的口号“打杀红毛、驱逐夷教”本身,都不是一般闹饷兵变的样子啊!
有了这个判断,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就不能再以平常心对待了。
而且身在居庸关中的崇祯皇帝,对于塞外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也没有办法做到随时掌握,特别是对于李邦华、孙传庭这一支延绥镇和山西镇军队的进展并不了解。
所以,当他在居庸关中先是接到晋北山中的流贼再次窜回陕北,紧接着又接到高时明、胡一魁来自西安的关于河州、临洮、固原等地的兵变及民乱消息之后,当机立断,派出了数路人马前去传达旨意。
一个是,命令孙传庭带领延绥镇骑兵迅速回师陕北榆林剿灭流贼。
对于这股流贼,能在陕北剿灭当然最好,不能在陕北剿灭,则往西驱赶,总之不能让他们再窜回山西。
第二个,命令三边总督袁崇焕整顿麾下人马,尽快平定由他处理不当引发的洮岷兵变以及很可能失控的回回暴乱。
第三个,命令洪承畴统一指挥麾下的陕军与移防汉中的临洮镇人马,既要严防窜回陕北的流贼南下,更要堵住洮岷兵变的军队东来的道路。
就这样,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,迅速作出了决定的崇祯皇帝,派出了三路传旨的使者,带着自己的旨意离开了居庸关快马西去。
其中一路,就在十二月初二的清晨赶到了杀胡口,然后被丁启睿麾下的小将麻振扬的护送下,快马加鞭地紧急赶往库库和屯城下。
当天夜里,崇祯皇帝关于调动延绥镇骑兵快速回师榆林、绥德的旨意,传到了李邦华和孙传庭的军前。
如果只是流贼窜回陕北这一件事情,那么李邦华和孙传庭这样的人物,是不会为了皇帝的一道旨意,而轻易就改变眼前的布局的,毕竟建虏已是强弩之末,自己这一方只要再努一把力,过不了多久,就有可能将这股建虏全歼。
即便是只有五分的机会,他们也会借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,而冒着抗旨不遵的风险,把眼前的战略执行下去。
可是,崇祯皇帝在旨意之中提到的洮岷兵变及其背后的内情,却让李邦华和孙传庭两人不得不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
孙传庭率领延绥镇骑兵奉旨而行,而李邦华自己则率领麾下山西镇大军,收拢兵力、扎下大营,在库库和屯城外寻找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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