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节 哑口海中的父亲
但是,万万想不到,现在轮到爸爸为我流泪了。
妈妈去世已经两年,他从不知人生这一步的寂寞。凡是他在家的日子,从来都是“饭来张口,衣来伸手”,妈妈全程照顾数十年,去世的早上还在嘱咐女佣中午要做的菜。留下他一个人后,我千方百计求他,哄他,甚至骗他,搬来和我同住,但他坚持不离内湖的家。我和宁妹每隔两天回内湖去看他,都在下课下班后,但是他早上九点起就在临街的阳台上张望。
我车祸后,他多日不见我回去,就不断问,妹妹说:“临时有事出国开会去了。”他说:“她不是刚从德国回来吗?”如此过了十多天,妹妹只好说:“姐姐摔了一跤,不能走路。”他说:“我可以去看她呀…”这样闹了一个月,他突然肠胃不适,也送到三总内科。就在我病房的楼下。我那时上半身已拆了石膏,左腿还裹着石膏。心中思念病中的爸爸,过几天得到医师准许,坐轮椅去他的病房探。下半身用被单盖着,已经不是最初那木乃伊的样子了。我进他的病房,叫了一声爸爸,他就哭起来,说:“你怎么了?你怎么摔成这样?”
他紧闭了四十年眼泪的闸门,自此冲破,再也关不上了。这位被尊称为“铁老”的汉子,在所有逆境中,不曾被世人看到他的眼泪,这之后,他在世一年多的日子里,每次看他“捡回一条命”的女儿,就流泪不止。他有时会说:“那些年,我去革命,你妈妈带着你可没少跟我吃苦,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她帮我撑这个家多么辛苦!”
他最后几年孤独的日子里,回忆往事大约占据了他的心思意念。他有时对我说,心中常是千军万马在奔腾,慨叹中国命运的大起大落。文革渐渐结束后,由各方面传来许多人和事的消息,让他更能从整体了解当年的情况。譬如说,一九八一年他在荣总住院时,张学良突然去病房看他。自一九三五年汉口不欢而散,近半世纪首次再见,令他心情很不平静。当年雄姿英发的青年,都已八十二岁了,乡关万里,一生坎坷,千言万语都说不尽,也不必说了。常常自问,“如果当年能够合作,东北会是什么样子?中国会是什么样子?”事实上,时光即使能够倒流,合作亦非易事。张学良二十岁继承奉军地盘,毫无思考判断准备,只知权力,冲动任性地造成贻害大局的西安事变,使东北军数十万人流落关内,失去了在东北命运上说话的力量,他和这个坚持人性尊严,民主革新的理想主义者齐世英怎么合作?那一天会面,两人唯一共同心意,是怀念郭松龄将军。张学良想的是郭将军对他权力的辅佐;我父亲想的是,如果巨流河一役郭军战胜,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,不会容许日本人进去建立傀儡满洲国,即使有中日战争,也不会在战争胜利之后,将偌大的东北任由苏俄、蒋中正、毛泽东、杜津明、林彪,这些由遥远南方来的人抢来打去决定命运!这些憾恨,虽已还诸天地,却仍折磨着他的余年岁月。
晚饭时,我和妹妹总是给他斟一杯酒。每端起酒杯他就流泪,断断续续说当年事:明明不该打败仗的局面,却败了,把那么大的东北丢了。那些年,布满东三省,一心一意跟着我十多年在敌后抗日的同志都白死了。他们盼望胜利的中央会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妇,也全落了空。没有出来的人,能在共产党手里活着的也很少,那些人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,如不去革命,原可以适应生存。养家活口,都是我害了他们,是我对不起他们!这些话,他反反复覆地说着,折磨着他最后的日子。
妈妈去世后,他言语更少,近乎沉默,正似从汹涌的巨流河冲进了哑口海——台湾极南端鹅銮鼻灯塔左侧,有小小一湖海湾,名为哑口海,太平洋奔腾的波涛冲进此湾,彷佛销声匿迹,发不出怒涛的声音。正似莎士比亚的名句。人的一生,“充满了声音与愤怒,全无意义。”长日无言,有时他独自坐在阳台上望着我们来时的路。秋天白昼渐渐短了,我回去与他对坐,又念起他也爱的济慈《秋颂).
春天的歌声呢?.春之声在哪儿?
别想它了,你也有自己的乐音。
他又问,那些傻蜜蜂呢?我们就是那些傻蜜蜂,以为只要花仍开着,温暖的夏日永无止境。诗人记得那秋天,“燕子在秋天的弩苍下回旋飞鸣”。他说这一生在家乡时间太少,还记得庄院瓦房的屋担下有许多燕子做窝,开春时总盼望牠们回来。
一九八七年八月父亲节的下午,他勉强从床上起身,坐在床旁藤椅上。磕然逝世。宁静地放下了这一生所有的理想、奋斗和失落的痛苦。我们将他的骨灰埋葬在母亲身旁,面对着太平洋的穹苍。在这安居了四十年的岛上,冬季无雪,夏季湿热,太阳猛烈地照在他们埋骨的石座之上。
整理他们的遗物真是容易的事,我母亲一生没有一件珠宝,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。她的柜子里有一只小破皮箱,装了一些从南京到重庆,复员回北平又来台湾都不肯丢的老照片(我的童年一张照片都没有),最高一层放了八床棉被,我知道她搬到内湖后,常去台北长沙街一家传统弹棉花被的店,订做了各式厚薄的棉被,她说:“现在我有自己的家,客人来可以好好招待了。”事实上,她招待的人都已不在了,革命的,抗日的,守山海关的,打台儿庄的,拚滇缅路的,逃难的乡亲,流落的青年……全都走过去了。我留下她的两床棉被,在丽水街的冬天盖了十多年,那传统手弹的棉被时代也走过去了。
收拾我父亲遗物更是容易,他在一九五四年离开国民党后,一直有人跟监,一九六0年雷震伯伯被捕前后,他已把所有通信函件、文稿焚毁,以免连累友人。以后多年他也不留来信,我在他书桌抽屉中只看到几封张群为日本断交商谈的信,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女儿麻生和子谢我父去日本吊唁的信;还有一个木盒装了吉田葬礼送的红色包袱巾,上面有四行中文诗;还有孙子女们寄给他们的小猫、小熊的生日贺卡:卧房内找到一本日记:他从德国买的《哲学丛书》二十册(一九二0年版精装):当年在上海购买精制的全套二十四更一直在他书架上。母亲死后,我们不知该去为他晒书,这时已被白蚁啃食残破不堪,只剩上半页和封面,木盒已触手即碎,只有焚毁。
双亲俱逝之后,在层层的失落感中,我挣扎奋斗,游不出他的泪海,我的血液继承了他的飘泊之泪。第二年夏天我自台大提前退休——车祸之后重回讲坛,保持自己教书风格,连续两小时站立已感辛苦,下课提着书本和试卷等等资料,由文学院走到大门口,寒冷或炎热,站在新生南路口拦不到出祖车时,已无法走回家去。这是我该坐下来,,想和写的时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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妈妈去世已经两年,他从不知人生这一步的寂寞。凡是他在家的日子,从来都是“饭来张口,衣来伸手”,妈妈全程照顾数十年,去世的早上还在嘱咐女佣中午要做的菜。留下他一个人后,我千方百计求他,哄他,甚至骗他,搬来和我同住,但他坚持不离内湖的家。我和宁妹每隔两天回内湖去看他,都在下课下班后,但是他早上九点起就在临街的阳台上张望。
我车祸后,他多日不见我回去,就不断问,妹妹说:“临时有事出国开会去了。”他说:“她不是刚从德国回来吗?”如此过了十多天,妹妹只好说:“姐姐摔了一跤,不能走路。”他说:“我可以去看她呀…”这样闹了一个月,他突然肠胃不适,也送到三总内科。就在我病房的楼下。我那时上半身已拆了石膏,左腿还裹着石膏。心中思念病中的爸爸,过几天得到医师准许,坐轮椅去他的病房探。下半身用被单盖着,已经不是最初那木乃伊的样子了。我进他的病房,叫了一声爸爸,他就哭起来,说:“你怎么了?你怎么摔成这样?”
他紧闭了四十年眼泪的闸门,自此冲破,再也关不上了。这位被尊称为“铁老”的汉子,在所有逆境中,不曾被世人看到他的眼泪,这之后,他在世一年多的日子里,每次看他“捡回一条命”的女儿,就流泪不止。他有时会说:“那些年,我去革命,你妈妈带着你可没少跟我吃苦,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她帮我撑这个家多么辛苦!”
他最后几年孤独的日子里,回忆往事大约占据了他的心思意念。他有时对我说,心中常是千军万马在奔腾,慨叹中国命运的大起大落。文革渐渐结束后,由各方面传来许多人和事的消息,让他更能从整体了解当年的情况。譬如说,一九八一年他在荣总住院时,张学良突然去病房看他。自一九三五年汉口不欢而散,近半世纪首次再见,令他心情很不平静。当年雄姿英发的青年,都已八十二岁了,乡关万里,一生坎坷,千言万语都说不尽,也不必说了。常常自问,“如果当年能够合作,东北会是什么样子?中国会是什么样子?”事实上,时光即使能够倒流,合作亦非易事。张学良二十岁继承奉军地盘,毫无思考判断准备,只知权力,冲动任性地造成贻害大局的西安事变,使东北军数十万人流落关内,失去了在东北命运上说话的力量,他和这个坚持人性尊严,民主革新的理想主义者齐世英怎么合作?那一天会面,两人唯一共同心意,是怀念郭松龄将军。张学良想的是郭将军对他权力的辅佐;我父亲想的是,如果巨流河一役郭军战胜,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,不会容许日本人进去建立傀儡满洲国,即使有中日战争,也不会在战争胜利之后,将偌大的东北任由苏俄、蒋中正、毛泽东、杜津明、林彪,这些由遥远南方来的人抢来打去决定命运!这些憾恨,虽已还诸天地,却仍折磨着他的余年岁月。
晚饭时,我和妹妹总是给他斟一杯酒。每端起酒杯他就流泪,断断续续说当年事:明明不该打败仗的局面,却败了,把那么大的东北丢了。那些年,布满东三省,一心一意跟着我十多年在敌后抗日的同志都白死了。他们盼望胜利的中央会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妇,也全落了空。没有出来的人,能在共产党手里活着的也很少,那些人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,如不去革命,原可以适应生存。养家活口,都是我害了他们,是我对不起他们!这些话,他反反复覆地说着,折磨着他最后的日子。
妈妈去世后,他言语更少,近乎沉默,正似从汹涌的巨流河冲进了哑口海——台湾极南端鹅銮鼻灯塔左侧,有小小一湖海湾,名为哑口海,太平洋奔腾的波涛冲进此湾,彷佛销声匿迹,发不出怒涛的声音。正似莎士比亚的名句。人的一生,“充满了声音与愤怒,全无意义。”长日无言,有时他独自坐在阳台上望着我们来时的路。秋天白昼渐渐短了,我回去与他对坐,又念起他也爱的济慈《秋颂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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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又问,那些傻蜜蜂呢?我们就是那些傻蜜蜂,以为只要花仍开着,温暖的夏日永无止境。诗人记得那秋天,“燕子在秋天的弩苍下回旋飞鸣”。他说这一生在家乡时间太少,还记得庄院瓦房的屋担下有许多燕子做窝,开春时总盼望牠们回来。
一九八七年八月父亲节的下午,他勉强从床上起身,坐在床旁藤椅上。磕然逝世。宁静地放下了这一生所有的理想、奋斗和失落的痛苦。我们将他的骨灰埋葬在母亲身旁,面对着太平洋的穹苍。在这安居了四十年的岛上,冬季无雪,夏季湿热,太阳猛烈地照在他们埋骨的石座之上。
整理他们的遗物真是容易的事,我母亲一生没有一件珠宝,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。她的柜子里有一只小破皮箱,装了一些从南京到重庆,复员回北平又来台湾都不肯丢的老照片(我的童年一张照片都没有),最高一层放了八床棉被,我知道她搬到内湖后,常去台北长沙街一家传统弹棉花被的店,订做了各式厚薄的棉被,她说:“现在我有自己的家,客人来可以好好招待了。”事实上,她招待的人都已不在了,革命的,抗日的,守山海关的,打台儿庄的,拚滇缅路的,逃难的乡亲,流落的青年……全都走过去了。我留下她的两床棉被,在丽水街的冬天盖了十多年,那传统手弹的棉被时代也走过去了。
收拾我父亲遗物更是容易,他在一九五四年离开国民党后,一直有人跟监,一九六0年雷震伯伯被捕前后,他已把所有通信函件、文稿焚毁,以免连累友人。以后多年他也不留来信,我在他书桌抽屉中只看到几封张群为日本断交商谈的信,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女儿麻生和子谢我父去日本吊唁的信;还有一个木盒装了吉田葬礼送的红色包袱巾,上面有四行中文诗;还有孙子女们寄给他们的小猫、小熊的生日贺卡:卧房内找到一本日记:他从德国买的《哲学丛书》二十册(一九二0年版精装):当年在上海购买精制的全套二十四更一直在他书架上。母亲死后,我们不知该去为他晒书,这时已被白蚁啃食残破不堪,只剩上半页和封面,木盒已触手即碎,只有焚毁。
双亲俱逝之后,在层层的失落感中,我挣扎奋斗,游不出他的泪海,我的血液继承了他的飘泊之泪。第二年夏天我自台大提前退休——车祸之后重回讲坛,保持自己教书风格,连续两小时站立已感辛苦,下课提着书本和试卷等等资料,由文学院走到大门口,寒冷或炎热,站在新生南路口拦不到出祖车时,已无法走回家去。这是我该坐下来,,想和写的时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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