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节 铁石芍药的故乡
由上海我立即飞往北平(如今称为北京),由外甥甘达维买到火车票,到辽宁铁岭去看我生身之地。白天班的快车,早上八点钟开,晚上十点到。我可以和六十多年前一样,看到每一寸土地。可以真真确确地看到那些听了一辈子的地方,车过兴城、葫芦岛市、锦州、沟邦子、新民……,我几乎一直在兴奋的心情中,身体疲劳,却半刻不愿闭上眼睛。一九二五年冬天,我的父亲曾随着郭松龄将军率领千军万马攻占了这片江山。车过巨流河铁桥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,铁桥很长,什么也看不到。我买来回票,希望回程时可以在早上过桥时清楚看看,谁知回程换了飞机,未能在那长长的铁桥上,看到巨流河东岸,怀想我那年轻的父亲,在雄心壮志的郭将军身旁,策马布阵,一心相信明天会进沈阳城,想不到一夜之后逃亡终身,脱身之时,曾一寸一寸地爬过这座铁桥。
这一趟还乡之旅,原已令我激动得目不交睫,竟还有惊异的奇遇。我用台胞证买到的是一张软卧头等票,一间车厢四个人,同车厢内是两个俄国人和一位通译。他们是从俄国海参岁到中国安徽省包工程的工程师,我是从台湾来的英国文学女教授。他们看我好似火星人,我看着他们,想着三十多年来反共抗俄的大口号,如今竟然和敌人十四个小时关在一间疾行快车的车厢里……四个人局促对坐,好似不同星球的人精遇于太空。他们对台湾好奇的范围超过了那位通译的字汇范围,所以有时用几个英文字,摊开他们随身带的世界地图,他们不停地问我问题,台湾的地理、历史、教育、家庭、女子地位、衣、食、住、行……我也问他们俄国的问题,从托尔斯泰到史达林……,那真是一场丰富的交流。
车过沈阳大站,上上下下,大大热闹一场,再过一小时,已夜晚十点半,车进铁岭站,但是除了站牌以外,一片漆黑,伸手不见五指。车上播音说正在更换电力设备,车外是月台吧,只见一个站员提着一盏风灯走过来,好似从黑暗的深渊中冒出来,看不见旁边还有没有人,我提着小箱子下车,那两位外层空间的俄国人说,“太暗了,别去!”,我说有人接我,他们说“但是看不到人啊!”随后竟然跳下车,用手比划,叫我跟着他们到哈尔滨,明早让他们的通译带我回铁岭,他们脸上充满不放心的关切和诚恳,就像托尔斯泰书中的俄国农民那般朴实。在犹豫中,我对着黑暗的站台喊我堂弟的名字,“振烈!振烈!”这时听到远远有人喊,“三姐,三姐!”(我在老家大排行)然后就是一阵脚步声,振烈带着他一家人跑过来。虽然都已老了,还是认得出来的。俄国人回到车上。车开了,他们伸出手来拚命挥着,在车厢的灯光中,可以看出来他们放心的感觉。
多年来有时回想,那真是一趟奇异的,充满象征意义的还乡之旅。我们到台湾反共抗俄,恨了他们半辈子,而在我家乡黑茫茫的车站,是这两个俄国人跳下车来要保护我!而他们带回俄国的台湾印象(在地图上和俄国比,是极大和极小的国土),应该是一个现代化人民有充份自由的地方,所以一个女子能一个人着手提包,万里出山海关,寻找睽别六十年的故乡。
我能找到齐振烈,得以重回故乡的路,该是天意吧。
一九八七年台湾开放探亲时,我父亲已去世了,内湖的家空置没人居住,渐渐也疏于整理,院子里的草长得掩住了花床。我与妹妹已无能力维持一所没人住的空院,只能有时回去看看那满目凄凉。第二年过年前,我回去在已装满落叶的信箱看到一封信,封面有辽宁铁岭的地址。
振烈和我同太祖,抗战胜利后我母亲住在北平的两年,他两兄弟为了上学,曾去同住,四哥振飞读辅仁大学,六弟振烈读中学。他记得我两次暑假回家总是逼他念书,严格地给他补英文。我记得这哥俩都长得很英俊,很有精神。一九四七年我一个人来了台湾,家乡的人和事对于我,像铁岭那晚的车站一样,黑茫茫的一片。我们必须大声呼唤半世纪前的名字,才找到我回乡的路。大陆被共产党“解放”后,振飞哥辗转到了江苏镇江,因为大学资历,或因当年曾参与美国调停国共之战的马歇尔计划外围译事工作,在江苏理工大学找到工作,娶了贤慧妻子,三个女儿女婿都很孝顺顾家,是少数幸福的人。振烈中学毕业后投考空军,已经到飞行阶段,在三反五反运动中。因地主家庭背景被停飞,命令回乡耕地,在小西山种庄稼十多年,终得“平反”到铁岭市石油公司工作,妻子在卫生所作护士,一家得以温饱。但“从天上掉到地里”(东北人称“田”为“地”),对他心理创伤很大,一生未能平息怨忿。临别时,弟媳请我劝他脱掉那件空军皮外套,已经磨得发白了,他就是不肯丢掉,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纪念。
另一位堂兄齐振武,原在家乡种地,淳朴本份。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(韩战又称韩朝战争),大陆一片“抗美援朝”声(中国人民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者)。他参加村民大会时。冬天大家坐在热炕上,征兵的干部请志愿参军者站起来,一面叫人在炕下加火,热得坐不住的人刚一起身就被鼓掌,欢迎参军……不由分说拖上了瓦罐车(运货的火车厢)。第二天早上,车已过了鸭绿江,到了韩国的新义州车站,从此是暗无天日的生活,不断的血战,不断的转移,人只是个拿枪的机器,敌人是谁都不清楚,家乡当然不能联络。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结束后,幸存者选择自由退伍或回乡:不愿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官兵来台湾,成为全球瞩目的“一二三自由日”,这些义士给蒋总统的反共力量增加了很大的声势。
全世界的记者都到义士村访问,台北采访记者发现名单上有位齐振武,辽宁铁岭人,回来问我哥哥,“会不会是你的家人?”我哥哥即亲自去探访,临去时问我父亲,如何相认?父亲说,你问他爸爸的小名叫什么。他说他爸爸的小名是“老疙瘩”。我父亲自己也前去相认,是同曾祖兄弟的儿子,我们称他五哥。他退伍后找了个守仓库的工作,一九七0年后期死于脑溢血,我哥哥和我大姑的儿子在高雄传教的毛中颖表哥,把他葬在高雄燕巢乡的基督教公墓。
又三十年后,振武哥的亲侄子齐长凯不知如何由一本笔会季刊看到我的名字,由沈阳打电话到台北笔会找我,取得联系。他说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,就不知他伯父齐振武生死存亡或流落何方,已到处打听多年了,如今得知他已死,埋葬台湾,电话中哭了起来,说:“他怎么死了呢?怎么会是这样呢?”(我请中颖表哥托人照了墓地的照片寄给长凯,他们看到白石墓的照片,似乎感到一些安慰。)
怎么会是这样呢?当我回到小西山时,我也问,怎么会是这样呢?
我独自从北京坐白天的火车回辽宁铁岭,就是为了要看见每一寸土地。堂弟振烈带我由铁岭回去小西山。我回到村庄旧址问人,“鬼哭狼嚎山在哪里?”所有的人都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山名。我才明白,幼年时听母亲说的“鬼哭狼嚎山”,原来就是她当时的心情。
由于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做事,祖居庄院早已摧毁,祖坟也犁平为田,村子已并入邻村茨子林。我曾满山遍野奔跑、拔棒槌草的小西山,半壁已削成采石场。各种尺寸的石材在太阳下闪着乳白色的坚硬冷光,据说石质甚好,五里外的火车站因此得名“乱石山站”。齐家祖坟既已被铲平,我童年去采的芍药花,如今更不见踪影,而我也不能像《李伯大梦》中的RipVanwinkle,山里一睡二十年,鬓发皆白,回到村庄,站在路口悲呼,“有人认得我吗?”。我六岁离开,本来就没有可能认识的人。
这万里还乡之旅,只见一排一排的防风林,沃野良田,伸向默默弩苍,我父祖铁石芍药的故乡,已无我立足之地了。
许多年来,我到处留意芍药花,却很少看到:在台湾大约因为气候的缘故。更少看到。几乎所有的人都住在公寓大楼里,没有庭院,也没有闲情逸致去种那种娇贵的花吧?我记得陪着哭泣的母亲去的祖坟,四周种满了高大的松树,芍药花开在大树荫庇之下,风雪中有足够的挡蔽。我记得祖母把我采回的一大把花,插在大花瓶里,放在大饭桌上,整个屋子都好像亮起来了。祖坟松柏随着故园摧毁,那瓣瓣晶莹的芍药花却永远是我故乡之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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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趟还乡之旅,原已令我激动得目不交睫,竟还有惊异的奇遇。我用台胞证买到的是一张软卧头等票,一间车厢四个人,同车厢内是两个俄国人和一位通译。他们是从俄国海参岁到中国安徽省包工程的工程师,我是从台湾来的英国文学女教授。他们看我好似火星人,我看着他们,想着三十多年来反共抗俄的大口号,如今竟然和敌人十四个小时关在一间疾行快车的车厢里……四个人局促对坐,好似不同星球的人精遇于太空。他们对台湾好奇的范围超过了那位通译的字汇范围,所以有时用几个英文字,摊开他们随身带的世界地图,他们不停地问我问题,台湾的地理、历史、教育、家庭、女子地位、衣、食、住、行……我也问他们俄国的问题,从托尔斯泰到史达林……,那真是一场丰富的交流。
车过沈阳大站,上上下下,大大热闹一场,再过一小时,已夜晚十点半,车进铁岭站,但是除了站牌以外,一片漆黑,伸手不见五指。车上播音说正在更换电力设备,车外是月台吧,只见一个站员提着一盏风灯走过来,好似从黑暗的深渊中冒出来,看不见旁边还有没有人,我提着小箱子下车,那两位外层空间的俄国人说,“太暗了,别去!”,我说有人接我,他们说“但是看不到人啊!”随后竟然跳下车,用手比划,叫我跟着他们到哈尔滨,明早让他们的通译带我回铁岭,他们脸上充满不放心的关切和诚恳,就像托尔斯泰书中的俄国农民那般朴实。在犹豫中,我对着黑暗的站台喊我堂弟的名字,“振烈!振烈!”这时听到远远有人喊,“三姐,三姐!”(我在老家大排行)然后就是一阵脚步声,振烈带着他一家人跑过来。虽然都已老了,还是认得出来的。俄国人回到车上。车开了,他们伸出手来拚命挥着,在车厢的灯光中,可以看出来他们放心的感觉。
多年来有时回想,那真是一趟奇异的,充满象征意义的还乡之旅。我们到台湾反共抗俄,恨了他们半辈子,而在我家乡黑茫茫的车站,是这两个俄国人跳下车来要保护我!而他们带回俄国的台湾印象(在地图上和俄国比,是极大和极小的国土),应该是一个现代化人民有充份自由的地方,所以一个女子能一个人着手提包,万里出山海关,寻找睽别六十年的故乡。
我能找到齐振烈,得以重回故乡的路,该是天意吧。
一九八七年台湾开放探亲时,我父亲已去世了,内湖的家空置没人居住,渐渐也疏于整理,院子里的草长得掩住了花床。我与妹妹已无能力维持一所没人住的空院,只能有时回去看看那满目凄凉。第二年过年前,我回去在已装满落叶的信箱看到一封信,封面有辽宁铁岭的地址。
振烈和我同太祖,抗战胜利后我母亲住在北平的两年,他两兄弟为了上学,曾去同住,四哥振飞读辅仁大学,六弟振烈读中学。他记得我两次暑假回家总是逼他念书,严格地给他补英文。我记得这哥俩都长得很英俊,很有精神。一九四七年我一个人来了台湾,家乡的人和事对于我,像铁岭那晚的车站一样,黑茫茫的一片。我们必须大声呼唤半世纪前的名字,才找到我回乡的路。大陆被共产党“解放”后,振飞哥辗转到了江苏镇江,因为大学资历,或因当年曾参与美国调停国共之战的马歇尔计划外围译事工作,在江苏理工大学找到工作,娶了贤慧妻子,三个女儿女婿都很孝顺顾家,是少数幸福的人。振烈中学毕业后投考空军,已经到飞行阶段,在三反五反运动中。因地主家庭背景被停飞,命令回乡耕地,在小西山种庄稼十多年,终得“平反”到铁岭市石油公司工作,妻子在卫生所作护士,一家得以温饱。但“从天上掉到地里”(东北人称“田”为“地”),对他心理创伤很大,一生未能平息怨忿。临别时,弟媳请我劝他脱掉那件空军皮外套,已经磨得发白了,他就是不肯丢掉,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纪念。
另一位堂兄齐振武,原在家乡种地,淳朴本份。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(韩战又称韩朝战争),大陆一片“抗美援朝”声(中国人民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者)。他参加村民大会时。冬天大家坐在热炕上,征兵的干部请志愿参军者站起来,一面叫人在炕下加火,热得坐不住的人刚一起身就被鼓掌,欢迎参军……不由分说拖上了瓦罐车(运货的火车厢)。第二天早上,车已过了鸭绿江,到了韩国的新义州车站,从此是暗无天日的生活,不断的血战,不断的转移,人只是个拿枪的机器,敌人是谁都不清楚,家乡当然不能联络。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结束后,幸存者选择自由退伍或回乡:不愿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官兵来台湾,成为全球瞩目的“一二三自由日”,这些义士给蒋总统的反共力量增加了很大的声势。
全世界的记者都到义士村访问,台北采访记者发现名单上有位齐振武,辽宁铁岭人,回来问我哥哥,“会不会是你的家人?”我哥哥即亲自去探访,临去时问我父亲,如何相认?父亲说,你问他爸爸的小名叫什么。他说他爸爸的小名是“老疙瘩”。我父亲自己也前去相认,是同曾祖兄弟的儿子,我们称他五哥。他退伍后找了个守仓库的工作,一九七0年后期死于脑溢血,我哥哥和我大姑的儿子在高雄传教的毛中颖表哥,把他葬在高雄燕巢乡的基督教公墓。
又三十年后,振武哥的亲侄子齐长凯不知如何由一本笔会季刊看到我的名字,由沈阳打电话到台北笔会找我,取得联系。他说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,就不知他伯父齐振武生死存亡或流落何方,已到处打听多年了,如今得知他已死,埋葬台湾,电话中哭了起来,说:“他怎么死了呢?怎么会是这样呢?”(我请中颖表哥托人照了墓地的照片寄给长凯,他们看到白石墓的照片,似乎感到一些安慰。)
怎么会是这样呢?当我回到小西山时,我也问,怎么会是这样呢?
我独自从北京坐白天的火车回辽宁铁岭,就是为了要看见每一寸土地。堂弟振烈带我由铁岭回去小西山。我回到村庄旧址问人,“鬼哭狼嚎山在哪里?”所有的人都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山名。我才明白,幼年时听母亲说的“鬼哭狼嚎山”,原来就是她当时的心情。
由于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做事,祖居庄院早已摧毁,祖坟也犁平为田,村子已并入邻村茨子林。我曾满山遍野奔跑、拔棒槌草的小西山,半壁已削成采石场。各种尺寸的石材在太阳下闪着乳白色的坚硬冷光,据说石质甚好,五里外的火车站因此得名“乱石山站”。齐家祖坟既已被铲平,我童年去采的芍药花,如今更不见踪影,而我也不能像《李伯大梦》中的RipVanwinkle,山里一睡二十年,鬓发皆白,回到村庄,站在路口悲呼,“有人认得我吗?”。我六岁离开,本来就没有可能认识的人。
这万里还乡之旅,只见一排一排的防风林,沃野良田,伸向默默弩苍,我父祖铁石芍药的故乡,已无我立足之地了。
许多年来,我到处留意芍药花,却很少看到:在台湾大约因为气候的缘故。更少看到。几乎所有的人都住在公寓大楼里,没有庭院,也没有闲情逸致去种那种娇贵的花吧?我记得陪着哭泣的母亲去的祖坟,四周种满了高大的松树,芍药花开在大树荫庇之下,风雪中有足够的挡蔽。我记得祖母把我采回的一大把花,插在大花瓶里,放在大饭桌上,整个屋子都好像亮起来了。祖坟松柏随着故园摧毁,那瓣瓣晶莹的芍药花却永远是我故乡之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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