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节 十八张床的闺房
整个中学时期,每星期六下午三点半,是我们切切盼望回家的时间。——数十年来每到此日此时,我仍会期待有快乐的事发生。
南开中学因为建在郊区,所以规定全体学生住校,我家住在二里路外,也必须住校。那时,车辆交通几乎是不可能的,战时口号:“一滴汽油一滴血”,我未听闻任何人家里有私家汽车。
女生宿舍每一间有十八张木板床,三排各六张,中间只容一人行走。床下有个小木箱放衣服。早晚自修比照上课一样管理,星期六下午三点半可以回家,星期日六点回校。
我住在宿舍六年,好似在庞大的家庭中长大,充满了团体纪律和个人兴趣冲突的记忆,最有趣的时间是清晨和夜晚熄灯以后。
战时,规模较大的机关、学校都以吹号定起居与上下课的时间。因为迁徙时买不起大钟,更梦不到电子钟。每天破晓六点,天还没有大亮,起床号吹得凄厉而且坚持。我们挣扎着从爬着臭虫的木板床上起来,尤其在冬天真是件辛苦的事。在操场上排成队的时候,山城的雾常常浓得看不清邻班的脸。早操之前,经常是女中部主任王文田训话。几乎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她说我们:“心里长草,头上冒烟!”不知为什么,多年后重提此训,大家都会哈哈一阵,开心得不得了。
那些年,不但女生怕她,男生也极怕她,胆子小的直到毕业都未敢走进女中部大门。我至今仍有一段未解之谜,像她那样冷峻的女子(我们背后称她为狮身人面像),女中第一班毕业、留学德国的可怕人物,怎么会在四十多岁去嫁人(名学者李书华续弦)?多年后。我四十多岁去纽约看她,她开门,我刚说:“您还记得我吗?”她就流下泪来,说:“哎呀,我怎么不记得你们这班淘气包呢?”那些年,她在雾中一开口,大家立刻忘记昨夜的梦,她的声音像小钢炮,用天津话说我们“野得没有救了”,怎么会用这么温暖的“淘气包”形象记忆我们呢?
更丰富有趣的宿舍生活是在有气无力的熄灯号之后。睡眠不一定随黑暗而至,没有大月亮的晚上,确知不会跑警报,就是那十八张木板床上的人谈心的唯一时间。十七、八岁的女孩子,当然憧憬爱情,课内课外的书,字里行间都找得到爱情的暗示(那时很少“明示”),诗词歌赋全是伤春悲秋的情境。但是在那时的中学环境,不允许“谈”爱情,更没有人敢承认有钟情的人,若是敢承认恋爱,大约只有开除了罢。
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。南开中学校舍里臭虫闹得很厉害。我们回家时,行李都不准进屋子,得先放在院子里晒,再把被子拆去洗,若有臭虫就丢掉,有时连书里面也都是臭虫。张忠谋先生的自传也写到南开中学的臭虫,提到他们向校方抗议的情况。
为了对付臭虫,每隔几个礼拜,我们三、四个女生就抬着自己的木床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,熏床板上的臭虫,多少会把虫子熏挥一些。后来发现没用,因为臭虫已经多到进了地板、天花板,总不能把屋子拆去烫。晚上,宿舍在考试前会晚一两个钟头熄灯,我们挑灯夜战,就会看到那盏没灯罩、直接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,一串一串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的恐怖情景,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。
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,一面睡,没有一个人不终生难忘的。臭虫是无可奈何的,学校也解决不了,因为那时没有办法消毒。抗战时没有“DDF”,若有,就是神奇得不得了的东西。直到我们毕业离开,才脱离臭虫的威胁。至于蚊子、苍蝇,更不用提了。即使如此,南开已经算是很讲究的学校了,餐厅里还有纱罩。只是再怎么讲究,也挡不住困难环境里的卫生难题。回想我们的少年时期,没有一个人不是被臭虫咬大的。真是不容易。唉,那和日本飞机一样可恶的臭虫,也几乎是铺天盖地似的缠住了我们。是另一场噩梦,我若开始写牠们,只怕停不了笔。那些年全靠年轻的血肉之躯抵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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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中学因为建在郊区,所以规定全体学生住校,我家住在二里路外,也必须住校。那时,车辆交通几乎是不可能的,战时口号:“一滴汽油一滴血”,我未听闻任何人家里有私家汽车。
女生宿舍每一间有十八张木板床,三排各六张,中间只容一人行走。床下有个小木箱放衣服。早晚自修比照上课一样管理,星期六下午三点半可以回家,星期日六点回校。
我住在宿舍六年,好似在庞大的家庭中长大,充满了团体纪律和个人兴趣冲突的记忆,最有趣的时间是清晨和夜晚熄灯以后。
战时,规模较大的机关、学校都以吹号定起居与上下课的时间。因为迁徙时买不起大钟,更梦不到电子钟。每天破晓六点,天还没有大亮,起床号吹得凄厉而且坚持。我们挣扎着从爬着臭虫的木板床上起来,尤其在冬天真是件辛苦的事。在操场上排成队的时候,山城的雾常常浓得看不清邻班的脸。早操之前,经常是女中部主任王文田训话。几乎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她说我们:“心里长草,头上冒烟!”不知为什么,多年后重提此训,大家都会哈哈一阵,开心得不得了。
那些年,不但女生怕她,男生也极怕她,胆子小的直到毕业都未敢走进女中部大门。我至今仍有一段未解之谜,像她那样冷峻的女子(我们背后称她为狮身人面像),女中第一班毕业、留学德国的可怕人物,怎么会在四十多岁去嫁人(名学者李书华续弦)?多年后。我四十多岁去纽约看她,她开门,我刚说:“您还记得我吗?”她就流下泪来,说:“哎呀,我怎么不记得你们这班淘气包呢?”那些年,她在雾中一开口,大家立刻忘记昨夜的梦,她的声音像小钢炮,用天津话说我们“野得没有救了”,怎么会用这么温暖的“淘气包”形象记忆我们呢?
更丰富有趣的宿舍生活是在有气无力的熄灯号之后。睡眠不一定随黑暗而至,没有大月亮的晚上,确知不会跑警报,就是那十八张木板床上的人谈心的唯一时间。十七、八岁的女孩子,当然憧憬爱情,课内课外的书,字里行间都找得到爱情的暗示(那时很少“明示”),诗词歌赋全是伤春悲秋的情境。但是在那时的中学环境,不允许“谈”爱情,更没有人敢承认有钟情的人,若是敢承认恋爱,大约只有开除了罢。
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。南开中学校舍里臭虫闹得很厉害。我们回家时,行李都不准进屋子,得先放在院子里晒,再把被子拆去洗,若有臭虫就丢掉,有时连书里面也都是臭虫。张忠谋先生的自传也写到南开中学的臭虫,提到他们向校方抗议的情况。
为了对付臭虫,每隔几个礼拜,我们三、四个女生就抬着自己的木床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,熏床板上的臭虫,多少会把虫子熏挥一些。后来发现没用,因为臭虫已经多到进了地板、天花板,总不能把屋子拆去烫。晚上,宿舍在考试前会晚一两个钟头熄灯,我们挑灯夜战,就会看到那盏没灯罩、直接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,一串一串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的恐怖情景,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。
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,一面睡,没有一个人不终生难忘的。臭虫是无可奈何的,学校也解决不了,因为那时没有办法消毒。抗战时没有“DDF”,若有,就是神奇得不得了的东西。直到我们毕业离开,才脱离臭虫的威胁。至于蚊子、苍蝇,更不用提了。即使如此,南开已经算是很讲究的学校了,餐厅里还有纱罩。只是再怎么讲究,也挡不住困难环境里的卫生难题。回想我们的少年时期,没有一个人不是被臭虫咬大的。真是不容易。唉,那和日本飞机一样可恶的臭虫,也几乎是铺天盖地似的缠住了我们。是另一场噩梦,我若开始写牠们,只怕停不了笔。那些年全靠年轻的血肉之躯抵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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