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节 牧草中的哭声
我外祖父裴信丞是汉人,外祖母是蒙古人,住在距我家二十里外的小镇新台子。外祖父是位富绅,家里开了磨坊,田产很多。一九○四年,他陪一位县督学蒋先生到“范家屯小学”视察,对小西山村来的齐氏兄弟齐世长(世英的二堂哥)和齐世英印象深刻:两人立志升学,长大了要报效国家。那天,在修身(公民)课上,他们听见身量瘦小的齐世英问老师,为什么日本人和俄国人(日俄战争,一九0四~一九0五年)在我的家乡打仗?他小时上私塾时,看到南山头的炮战,俄国人跑了,日本人得胜,停战之前日军曾在我家庄院驻留一两个月,直到我祖父派人回来。几年后,裴家与蒋家托地方上体面人士来提亲;蒋督学的女儿和我二伯父同岁,裴家小姐毓贞与我父亲同龄,在容貌上可说都是俊男美女,家世亦门当户对,双方家长同意就订了婚。那时我父亲与二伯父已去沈阳念中学,没有表示意见的机会。暑假中,我父随家中长辈到新台子镇去,说想看看裴家庄院种的东北稀有的葡萄树,就看到我十四岁的母亲。她对那见过一面的未婚夫印象不错,觉得比嫁给乡下丈夫好太多了,大约有一些美梦,想的只有美好的一面,从此对外面世界也有相当憧憬。
我父亲自幼年受二伯父的影响最大。二伯父比他大四岁,充满了新思想。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沈阳,他就剪了辫子,九岁的弟弟很羡慕,也自己剪了辫子。他跟着哥哥去总督府前参加请愿开国会,跪了好几个钟头。初中的时候,因为不满学校的课程,两兄弟私自到天津考上英国教会办的新学书院,之后又赴日求学。我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官费,进东京一高,一年后分发到金泽第四高等学校。就在十九岁那年暑假,家中召他回去娶媳妇——祖母生病,家中需人持家。父亲不肯回去,祖父请一位堂叔专程去日本说服他回家,或者是把他捉回家。我父亲一直到老了还跟我们讲,那时若要他结婚,他有几个条件,第一,不要跪拜、不穿红衣、脸不盖红布,他要骑马,不坐轿。第二,他要把娶了的媳妇带到外国,跟他一起读书。如果答应,他就回来;如果不答应,他就不回来,家里都答应了。等他回家,除了让他骑马之外,其他全按老传统办。他一个月后就又去日本。
我母亲十九岁嫁到齐家之后,十年间没有离开过那座庄院有形和无形的门。我父亲是独子,传统中所有媳妇该做的事她都得做;稍有空暇就得裁制衣服、纳鞋底、绣鞋面,最舒心的是绣枕头,自己画花样。她没有朋友,没有所谓社交,每年能回两次二十里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荡了。在我记忆中,在家乡的母亲,不是垂手站在桌边伺候祖父母吃饭,就是在牧草中哭着。十年间,我父亲曾在暑假回去过四、五次,最多住两、三个月。有一年,我母亲怀孕很想吃樱桃,那时樱桃只在每年七、八月收成一次,在乡下就有挑担子的小贩,从镇上到各乡村兜售。有一天小贩来到村子口,我那二十一岁的父亲就跑到村口去买,没袋子装,就用长袍的大襟兜着樱桃回来。那一兜樱桃,从村口走到庄院,九年中支撑她许多孤寂的岁月。
这一年,他从日本回家过暑假,说毓贞这名字俗气,为她改名为纯一。
后来,他从日本直接去了德国,平安家书和照片都是寄给祖父母的,开端写着“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”,信尾题我母亲的名字,“同此问好”。那时大约不好意思或不敢写所谓情书私信给妻子,两个同龄的人在成长过程走着全然不同的路。女子留在家乡,庄院屋子里是忙不完的家务;灶边烹煮三餐,过年前擦亮上供的器皿,不断的节庆准备,洗不尽的锅、碗,扫不完的塞外风沙……。到了十月,看着长工将大白菜、萝卜放进地窖,一年又将尽。而那十九岁男子,在广大的世界,纵情于书籍、思想,参与青年人的社会、活动……,两个人的路越走越远,她已无从想象他遨游的天空如何宽广深远,两人即使要倾诉情愫,已无共同语言诉说天渊之别的人生经验。
支持着母亲在孤独等待中活下去的,主要的力量当然是哥哥和我的诞生。好似留下信物或者替身,父亲每年暑假回家,第二年春天我哥哥振一出生,再两年春天生我,三年后我的弟弟振道出生。在人丁稀少的齐家,我们的出生有太大的重要和意义。但是在那个年代,医药落后,幼儿的死亡率很高,我弟弟三岁那年在室内跑跳,双手按上了火炉,带去沈阳治烫伤,住在姑姑家被表妹传染了脑膜炎,十四天后就死了。
我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实,哭泣自责,渐渐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。在传统社会,一个年轻媳妇“没事”就哭,是很不吉祥的事,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,在夕阳余光中躲到牧草丛中哭泣。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,从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,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。雪融之后,她还带着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坟,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坟上痛哭。我记得祖坟四周种了松树,在初春的风中猛烈地摇撼,沿着老坟周围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,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,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,祖母说是芍药花。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,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。它那大片的、有些透明,看似脆弱的花瓣,有一种高贵的娇美,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;它在我日后的一生中,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、永不凋谢的,美与悲伤的意象,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。
母亲从祖坟回家后,常呆呆地坐在炕沿,双眼茫然看着窗外,连祖母喊她有时都听不见。每年清明上坟之后,大地解冻,生出许多蕨草,有一种名叫“曲末菜”,苦涩鲜嫩,村中女子都去小河对岸荒地挖曲末菜,我当然高兴跟着。到了荒地,看一阵阵人字形的雁群由南方飞回,雁声凄楚。母亲常常站起来,痴望许久,等人都走光了才回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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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父亲自幼年受二伯父的影响最大。二伯父比他大四岁,充满了新思想。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沈阳,他就剪了辫子,九岁的弟弟很羡慕,也自己剪了辫子。他跟着哥哥去总督府前参加请愿开国会,跪了好几个钟头。初中的时候,因为不满学校的课程,两兄弟私自到天津考上英国教会办的新学书院,之后又赴日求学。我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官费,进东京一高,一年后分发到金泽第四高等学校。就在十九岁那年暑假,家中召他回去娶媳妇——祖母生病,家中需人持家。父亲不肯回去,祖父请一位堂叔专程去日本说服他回家,或者是把他捉回家。我父亲一直到老了还跟我们讲,那时若要他结婚,他有几个条件,第一,不要跪拜、不穿红衣、脸不盖红布,他要骑马,不坐轿。第二,他要把娶了的媳妇带到外国,跟他一起读书。如果答应,他就回来;如果不答应,他就不回来,家里都答应了。等他回家,除了让他骑马之外,其他全按老传统办。他一个月后就又去日本。
我母亲十九岁嫁到齐家之后,十年间没有离开过那座庄院有形和无形的门。我父亲是独子,传统中所有媳妇该做的事她都得做;稍有空暇就得裁制衣服、纳鞋底、绣鞋面,最舒心的是绣枕头,自己画花样。她没有朋友,没有所谓社交,每年能回两次二十里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荡了。在我记忆中,在家乡的母亲,不是垂手站在桌边伺候祖父母吃饭,就是在牧草中哭着。十年间,我父亲曾在暑假回去过四、五次,最多住两、三个月。有一年,我母亲怀孕很想吃樱桃,那时樱桃只在每年七、八月收成一次,在乡下就有挑担子的小贩,从镇上到各乡村兜售。有一天小贩来到村子口,我那二十一岁的父亲就跑到村口去买,没袋子装,就用长袍的大襟兜着樱桃回来。那一兜樱桃,从村口走到庄院,九年中支撑她许多孤寂的岁月。
这一年,他从日本回家过暑假,说毓贞这名字俗气,为她改名为纯一。
后来,他从日本直接去了德国,平安家书和照片都是寄给祖父母的,开端写着“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”,信尾题我母亲的名字,“同此问好”。那时大约不好意思或不敢写所谓情书私信给妻子,两个同龄的人在成长过程走着全然不同的路。女子留在家乡,庄院屋子里是忙不完的家务;灶边烹煮三餐,过年前擦亮上供的器皿,不断的节庆准备,洗不尽的锅、碗,扫不完的塞外风沙……。到了十月,看着长工将大白菜、萝卜放进地窖,一年又将尽。而那十九岁男子,在广大的世界,纵情于书籍、思想,参与青年人的社会、活动……,两个人的路越走越远,她已无从想象他遨游的天空如何宽广深远,两人即使要倾诉情愫,已无共同语言诉说天渊之别的人生经验。
支持着母亲在孤独等待中活下去的,主要的力量当然是哥哥和我的诞生。好似留下信物或者替身,父亲每年暑假回家,第二年春天我哥哥振一出生,再两年春天生我,三年后我的弟弟振道出生。在人丁稀少的齐家,我们的出生有太大的重要和意义。但是在那个年代,医药落后,幼儿的死亡率很高,我弟弟三岁那年在室内跑跳,双手按上了火炉,带去沈阳治烫伤,住在姑姑家被表妹传染了脑膜炎,十四天后就死了。
我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实,哭泣自责,渐渐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。在传统社会,一个年轻媳妇“没事”就哭,是很不吉祥的事,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,在夕阳余光中躲到牧草丛中哭泣。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,从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,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。雪融之后,她还带着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坟,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坟上痛哭。我记得祖坟四周种了松树,在初春的风中猛烈地摇撼,沿着老坟周围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,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,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,祖母说是芍药花。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,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。它那大片的、有些透明,看似脆弱的花瓣,有一种高贵的娇美,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;它在我日后的一生中,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、永不凋谢的,美与悲伤的意象,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。
母亲从祖坟回家后,常呆呆地坐在炕沿,双眼茫然看着窗外,连祖母喊她有时都听不见。每年清明上坟之后,大地解冻,生出许多蕨草,有一种名叫“曲末菜”,苦涩鲜嫩,村中女子都去小河对岸荒地挖曲末菜,我当然高兴跟着。到了荒地,看一阵阵人字形的雁群由南方飞回,雁声凄楚。母亲常常站起来,痴望许久,等人都走光了才回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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