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节 最后的乐山
在这个喜忧无界,现实混乱的十一月,布道家计志文牧师应卫理公会内地会之邀到乐山来。他劝我受洗,定下心来走更长的路,也可以保持灵魂的清醒。他的布道会既以武大师生为主要对象,所讲内容的知识和精神层次颇高。未引起或左或右的政治嘲讽。那几天,他常常用江浙国语带头唱赞美诗,其中有一首,我比较不熟悉的,一再重复一句副歌,“求主将我洗,使我拔草呼吸。”那时的教会并没有大众使用的圣诗本。我在南开中学长大,听惯了带天津腔的“标准”国语(他们有时笑我的东北口音),心里想,大约是如同我坐在河岸,心灵随自然脉动而舒畅呼吸吧。后来到了上海。有人赠我一本《普天颂赞》,才知道原来是“白超乎雪”,喻洗礼使人洁净之意。但“拔草呼吸”的初感仍较难忘。
这一年的圣诞前夕,教会的美籍韩牧师请一些教友学生去他家共度佳节,晚餐后安排余兴节目,其中一项是由男女生各抽一签,同一数目的两人一组,共同回答已写好的一些问题,竞赛答对的冠军。写答案的时候,为了保密,须用一件唱诗班穿的袍子盖住两人上半身,商量好了,写出来再从袍子里拿出来。我抽到和电机系四年级的俞君一组。他领了一件袍子走过来找我的时候,我心中有一阵从未经验过的紧张与兴奋。
记得刚到乐山那年冬天,对一切尚懵然不知的时候,有一天晚上在余宪逸、翟一我、冯家碌、鲁巧珍的宿舍窗前,看着音乐会散场后男生举着火把经过自塔街回工学院的第六宿舍。近百人在石头路上快乐地喧哗呼应,中段有一大群人唱着当晚节目中的歌,这时,学姐们指着一个高高的漂亮男生说,“啊,看看,俞XX走过来了,”
他正在唱《茶花女》中的(饮酒歌),那充满自信的男中音,渐渐凌驾众声,由街上行近窗下,又渐渐远去。我可以清楚地看出窗内学姐的欣赏与倾慕之情。此后两年,这名字在女生宿舍很响亮。
如今,我和这样一个“陌生人”并肩罩在一件袍子下面,悄声商量机密,简直罗曼蒂克得令我窒息!更何况第一个题目我就答不出来,问的是写出西方最重要的三个古典作曲家,第二个是写出最重要的指挥家。在黑暗中,他写了六个名字。接下来问几个《圣经》中的故事、神话的名字,我全不知道,只答出了《简爱》男主角的名字作一点点贡献,那种羞愧即使有袍中黑暗遮盖,仍可列为平生十大恨事之一。当晚我们得份最高,其实全是他赢得的。种种冲激之外,这样的“聚首”奇缘,让我看到了我二十年生命之外又一个世界。
南开中学的音乐教育在当年是比校好的,我们的歌咏团名闻后方,“OneHUndredandOneSOngs”,我们几乎用原文唱了一半:抗战歌曲更是我们的看家本领。
我没有读过音乐史,课内和课外都没有。南开和《时与潮》社的收音机只播战情、政论,没有播系统性的音乐节目。
俞君是抗战中期,不愿受日本教育,辗转由上海到后方来的沦陷区学生。和他同时分发到武大的还有姚关福和苏渔溪。我大学毕业时,姚关福自上海寄赠我一大本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至今仍在我书架上,苏渔溪后来也成为我的朋友,胜利初期死于政治斗争。他们在上海受很好的教育,西方文化艺术知识丰富,是我的益友。俞君的男中音是经过名师训练的,他的父亲曾是上海圣公会的主教,当时已去世。
新年元旦黄昏,他突然现身女生宿舍(据说以前没来站过),由老姚的宣告把我“喊”下来,交给我一本英文的《伟大作曲家》,祝我新年快乐。又说,考完了,我来找你好不好?我刚点点头,他立刻迈着大步走出大门(后来他说很多眼睛看他,很令人紧张)。
放寒假时,他来邀我到浸信会的草坡上走了几圈,我俩二十年的人生其实非常不同:他讲上海沦入日本手中后的变化,我叙述南开中学的爱国教育和重庆跑警报的情况……。他说寒假要到成都去看他二姐,她大学毕业和他一起来四川,在成都的美军顾间团工作,很喜欢文学。
那年二月底,开学不久,远在乐山的武大也响应了全国大、中学生爱国大游行,抗议“雅尔塔秘密协议”,要求俄军退出东北,追悼张莘夫。
张莘夫是工程专家,原为我父东北地下抗日同志。胜利后被派由重庆回辽宁接收全国最大的抚顺煤矿,一月十六日赴沈阳途中,被共军由火车上绑至雪地,同行八人全被残杀。俄共迅速拆迁东北大型工厂的机器,每迁出一地即协助中共军队进驻。这是继去年十一月底响应昆明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等校发动的反对内战、反对美军干涉内政为名的游行后,第二次全国性学潮。同学中政治立场鲜明的,积极组织活动,口号充满强烈的对立。游行的队伍挤塞在一九三九年大轰炸后仍未修建的残破道路上,路窄得各种旗帜都飘不起来,只听见喊至嘶哑的各种口号,“打倒……打倒!!!万岁,…….!!!”自此以后,隔不了多久就有游行。只是换了打倒的对象,除了经常有的“中华民国万岁”之外,还有别的万岁,每次换换即是。
我参加了张莘夫追悼游行,因为他是我父亲多年的抗日同志,他们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在战争中长大。但是我既未参加游行筹备工作,又未在游行中有任何声音,只尽量跟上队伍,表达真正哀悼诚意,但是从白塔街走到玉堂街就被挤到路边了。后来我自己明白,原来我不属于任何政治阵营,如果我不积极参与活动,永远是被挤到路边的那种人。如果我敢于在任何集会中站起来说,“我们现在该先把书读好”,立刻会被种种不同罪名踩死,所以我本能地选择了一个轻一点的罪名,“醉生梦死”。
半世纪后,隔着台湾海峡回首望见那美丽三江汇流的古城,我那些衣衫槛褛、长年只靠政府公费伙食而营养不良的同学力竭声嘶喊口号的样子,他们对国家积弱、多年离乱命运的愤怒,全都爆发在那些集会游行、无休止的学潮中,最终拖塌了抗战的政府,欢迎共党来“解放”。他们的欣喜。事实上,短暂如露珠。开放探亲去大陆回来的同学说,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,由于理想性太强,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,非死即贬,得意的并不多。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。从前移民,出外流亡的人多因生活灾荒所迫,挑着担子,一家或一口去垦荒,希望是落户。而我们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,却因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聚散飘泊或淹没。五十年后我回北京与班友重聚,当年八十多个女同学人人都有一番理想。但一九五0年后,进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,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,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。
在游行队伍中被挤到路边的时候,我与原来勾着手臂一起走的室友也冲散了,我像个逃兵似地背靠着街墙往回走。
这时,隔着举臂吶喊的队伍,我看到了俞君。他站在水西门石墙的转角,穿着一件灰黑色大衣,脸上有一点狮身人面的表情,望着我。
队伍过完了,他走过街来说,“你也参加游行啊!”我说,“张莘夫伯伯是我父母的好友。多年来一起做地下抗日工作,我应该来参加这场游行,实际地哀悼。”他说他的父亲在心脏病发突然去世之前,一直希望他们到自由国土来受教育,不要留在被日本占领、控制的上海。但是在这里,政治活动无论左右都没有找他,他们大约想,从上海来的人只是英文好会唱歌吧。
当游行越来越频繁的时候,我们每天早上仍然从女生宿舍走到文庙去看看,有时有布告,有时没有。课室、走廊寥寥落落地站着些人,有时老师挟著书来了,学生不够;有时学生坐得半满,老师没有来,所以一半的时间没有上课。全校弥漫着涣散迷茫的气氛。
期待多年,生死挣扎得来的胜利,却连半年的快乐都没享受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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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年的圣诞前夕,教会的美籍韩牧师请一些教友学生去他家共度佳节,晚餐后安排余兴节目,其中一项是由男女生各抽一签,同一数目的两人一组,共同回答已写好的一些问题,竞赛答对的冠军。写答案的时候,为了保密,须用一件唱诗班穿的袍子盖住两人上半身,商量好了,写出来再从袍子里拿出来。我抽到和电机系四年级的俞君一组。他领了一件袍子走过来找我的时候,我心中有一阵从未经验过的紧张与兴奋。
记得刚到乐山那年冬天,对一切尚懵然不知的时候,有一天晚上在余宪逸、翟一我、冯家碌、鲁巧珍的宿舍窗前,看着音乐会散场后男生举着火把经过自塔街回工学院的第六宿舍。近百人在石头路上快乐地喧哗呼应,中段有一大群人唱着当晚节目中的歌,这时,学姐们指着一个高高的漂亮男生说,“啊,看看,俞XX走过来了,”
他正在唱《茶花女》中的(饮酒歌),那充满自信的男中音,渐渐凌驾众声,由街上行近窗下,又渐渐远去。我可以清楚地看出窗内学姐的欣赏与倾慕之情。此后两年,这名字在女生宿舍很响亮。
如今,我和这样一个“陌生人”并肩罩在一件袍子下面,悄声商量机密,简直罗曼蒂克得令我窒息!更何况第一个题目我就答不出来,问的是写出西方最重要的三个古典作曲家,第二个是写出最重要的指挥家。在黑暗中,他写了六个名字。接下来问几个《圣经》中的故事、神话的名字,我全不知道,只答出了《简爱》男主角的名字作一点点贡献,那种羞愧即使有袍中黑暗遮盖,仍可列为平生十大恨事之一。当晚我们得份最高,其实全是他赢得的。种种冲激之外,这样的“聚首”奇缘,让我看到了我二十年生命之外又一个世界。
南开中学的音乐教育在当年是比校好的,我们的歌咏团名闻后方,“OneHUndredandOneSOngs”,我们几乎用原文唱了一半:抗战歌曲更是我们的看家本领。
我没有读过音乐史,课内和课外都没有。南开和《时与潮》社的收音机只播战情、政论,没有播系统性的音乐节目。
俞君是抗战中期,不愿受日本教育,辗转由上海到后方来的沦陷区学生。和他同时分发到武大的还有姚关福和苏渔溪。我大学毕业时,姚关福自上海寄赠我一大本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至今仍在我书架上,苏渔溪后来也成为我的朋友,胜利初期死于政治斗争。他们在上海受很好的教育,西方文化艺术知识丰富,是我的益友。俞君的男中音是经过名师训练的,他的父亲曾是上海圣公会的主教,当时已去世。
新年元旦黄昏,他突然现身女生宿舍(据说以前没来站过),由老姚的宣告把我“喊”下来,交给我一本英文的《伟大作曲家》,祝我新年快乐。又说,考完了,我来找你好不好?我刚点点头,他立刻迈着大步走出大门(后来他说很多眼睛看他,很令人紧张)。
放寒假时,他来邀我到浸信会的草坡上走了几圈,我俩二十年的人生其实非常不同:他讲上海沦入日本手中后的变化,我叙述南开中学的爱国教育和重庆跑警报的情况……。他说寒假要到成都去看他二姐,她大学毕业和他一起来四川,在成都的美军顾间团工作,很喜欢文学。
那年二月底,开学不久,远在乐山的武大也响应了全国大、中学生爱国大游行,抗议“雅尔塔秘密协议”,要求俄军退出东北,追悼张莘夫。
张莘夫是工程专家,原为我父东北地下抗日同志。胜利后被派由重庆回辽宁接收全国最大的抚顺煤矿,一月十六日赴沈阳途中,被共军由火车上绑至雪地,同行八人全被残杀。俄共迅速拆迁东北大型工厂的机器,每迁出一地即协助中共军队进驻。这是继去年十一月底响应昆明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等校发动的反对内战、反对美军干涉内政为名的游行后,第二次全国性学潮。同学中政治立场鲜明的,积极组织活动,口号充满强烈的对立。游行的队伍挤塞在一九三九年大轰炸后仍未修建的残破道路上,路窄得各种旗帜都飘不起来,只听见喊至嘶哑的各种口号,“打倒……打倒!!!万岁,…….!!!”自此以后,隔不了多久就有游行。只是换了打倒的对象,除了经常有的“中华民国万岁”之外,还有别的万岁,每次换换即是。
我参加了张莘夫追悼游行,因为他是我父亲多年的抗日同志,他们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在战争中长大。但是我既未参加游行筹备工作,又未在游行中有任何声音,只尽量跟上队伍,表达真正哀悼诚意,但是从白塔街走到玉堂街就被挤到路边了。后来我自己明白,原来我不属于任何政治阵营,如果我不积极参与活动,永远是被挤到路边的那种人。如果我敢于在任何集会中站起来说,“我们现在该先把书读好”,立刻会被种种不同罪名踩死,所以我本能地选择了一个轻一点的罪名,“醉生梦死”。
半世纪后,隔着台湾海峡回首望见那美丽三江汇流的古城,我那些衣衫槛褛、长年只靠政府公费伙食而营养不良的同学力竭声嘶喊口号的样子,他们对国家积弱、多年离乱命运的愤怒,全都爆发在那些集会游行、无休止的学潮中,最终拖塌了抗战的政府,欢迎共党来“解放”。他们的欣喜。事实上,短暂如露珠。开放探亲去大陆回来的同学说,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,由于理想性太强,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,非死即贬,得意的并不多。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。从前移民,出外流亡的人多因生活灾荒所迫,挑着担子,一家或一口去垦荒,希望是落户。而我们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,却因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聚散飘泊或淹没。五十年后我回北京与班友重聚,当年八十多个女同学人人都有一番理想。但一九五0年后,进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,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,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。
在游行队伍中被挤到路边的时候,我与原来勾着手臂一起走的室友也冲散了,我像个逃兵似地背靠着街墙往回走。
这时,隔着举臂吶喊的队伍,我看到了俞君。他站在水西门石墙的转角,穿着一件灰黑色大衣,脸上有一点狮身人面的表情,望着我。
队伍过完了,他走过街来说,“你也参加游行啊!”我说,“张莘夫伯伯是我父母的好友。多年来一起做地下抗日工作,我应该来参加这场游行,实际地哀悼。”他说他的父亲在心脏病发突然去世之前,一直希望他们到自由国土来受教育,不要留在被日本占领、控制的上海。但是在这里,政治活动无论左右都没有找他,他们大约想,从上海来的人只是英文好会唱歌吧。
当游行越来越频繁的时候,我们每天早上仍然从女生宿舍走到文庙去看看,有时有布告,有时没有。课室、走廊寥寥落落地站着些人,有时老师挟著书来了,学生不够;有时学生坐得半满,老师没有来,所以一半的时间没有上课。全校弥漫着涣散迷茫的气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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