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节 北平, 临时的家
三天后,爸爸又带我回上海,他正积极筹备《时与潮》在上海、北平、沈阳复刊。他料想不到的是,在胜利的欣喜中大家各自离开重庆,抱着今后有全国发行的宏伟远景,谁知辉煌的岁月竟一去不返。
在火车上,我告诉他张大飞追思礼拜的奇遇,父女相对嗟叹不已。
爸爸说,自从郭松龄兵谏失败之后来到南方,幸能在中央有说话力量,负责组织地下抗日工作,使沦陷满洲国的百姓不忘祖国。当年招考青年入黄埔、读中山中学,即是为了培植复国力量。如今十五年,许多当年由东北出来从军,像张大飞这样以身殉国连尸骨都不能还乡的,盼望我父能早日回去,设法抚恤他们的家人。苏俄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才对日宣战,十三天后,日本关东军接受盟国波茨坦宣言,在哈尔滨向苏俄投降,苏俄俘虏满洲国皇帝溥仪,并将日军五十九万四千人全部俘走,宣称“满洲部解放”。胜利后一整年,抢拆境内工业设备运往俄国,将重要地区、港口、军事设备交给中国共军,帮助他们与中央军对抗。今后东北的局势相当艰困,抗战中的牺牲尚未必能换来家乡的安宁和幸福,对殉国者遗族何日才能照顾?
火车上这一席话。是父亲第一次把我当大人看待,与我长谈。直到他在台湾去世,我们一生中有许多对人生、对时局值得回忆的长谈。
回到上海,我仍住在俞家,那似乎是我与俞家的约定。我虽只走了三天,但南京之行给我的冲击使我重见上海的心情和十天前初来时不同。那虚张声势的繁华令我不安,知道自己是融不进去的局外人。希望带我见识上海的俞君,仍是那个举着火把从白塔街窗下高歌走过的他,是那在河堤上有说不完“外面的故事”的他,但是他已渐渐走回他原来的朋友圈子,走回他生长的城市。走在繁华的街上,我竟常常想念重庆,想念三江汇合处的乐山。
大约一星期以后,爸爸给我买到运输物资的军机票(战后复员,允许公务人员和大学生搭乘),让我去北平与刚由重庆回去的母亲、妹妹团聚。上海郊外那座临时军用机场只有几间铁皮平房。除了条跑道之外,四周长满了半人高的芦苇。俞君送我到门口,看我跟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停机坪。螺旋桨的飞机起飞前滑行时,我由小窗往外看。看见他穿着卡其裤的两条长腿在芦苇中跑着,向飞机挥手,渐渐消失在视野之外。
这架小型的运输机在驾驶舱后面装了两排靠墙的铝板,八个座位,上面有帆布带把人栓稳,后半舱装货。飞行一段时期,我仍在恍神状态,想着在芦苇中跑着的人,
但是也知道邻座的人一直在看我,终于,他说话了。
他说,“小姐,你的安全带没有栓紧。”我看看那帆布带的环子已经拉到最后一格,仍然有些松动,只好歉然地说,“大约我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,不合军机座位标准吧。”他居然大笑起来,连机舱的人都回头看我。他又道歉又安慰我,飞机还末过黄河,他已查清楚我的姓和学历,他给了我一张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的名片,上面的头衔是“东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”。他说大学毕业时响应“十万青年十万军”参军的,我说我是东北人。他立刻问,“齐世英先生是令尊吧?”我大吃一惊说,“你怎么知道?”他说,“我虽然是广东人,但跟着梁华盛将军派驻东北。胜利不久,令尊代表中央回乡宣慰同胞,报纸上有显著报导,他自满洲国时期即组织领导地下抗日工作,大名鼎鼎,我当然知道。姓齐的人不多,能拿到这军机票的更不多。”
飞机到北平机场降落的时候,他坚持用他的吉普车送我到东城大羊宜宾胡同。我母亲看我从天而降似地突然回家,身旁站了一位全副戎装的漂亮军官对她立正敬礼,大概差点昏倒(以前她常常昏倒)。她花了好几天时间也没有想明白,像我那样勉强长大,瘦干巴巴的女儿,怎么会有人从四川带到上海,从上海坐飞机下来还有人坚持送我找到家?
北平的“家”从来没有给我家的感觉,不仅因为我只住了两个暑假,而是那种沉郁的气氛。我母亲由重庆直接乘民航机回到北平,有两个重要的目的,第一个是和爸爸尽早安葬浮厝在庙里的祖母,第二个是去安排今后如何照顾两位姑姑。
大姑父石志洪,原是铁岭县世家子,是富有、英俊的知识分子,夫妻一同到日本留学回国,因我父亲而参加了地下抗日工作,捐了很多钱。二姑父张酿涛原来已是工作同志。芦沟桥事变后不得不离开北平,留下大姑姑带五个小孩,二姑带两个小孩,八年中极为艰困,还侍奉我祖母至逝世。两位姑父到四川不久竟然相继病死,我父亲对两位妹妹有极深的亏欠感。先到北平租了一个足够三家人住的大院子,雇了一位做家务的刘妈,看门的李老头,和爸爸的司机李鑫。我回到北平第二天就换回了四川的布旗袍,适应北平城的沉郁格调和我自己的心情。
在那个时代,北平和上海真是天南地北,一封信往返需十天。南北分离之初,俞君差不多每天都有信来,说不尽的想念。他的姐姐收到我的谢函,也立刻有信来。说她弟弟在我走后那几天,连上楼梯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给我那十岁的小妹寄了几本英文的精美童话。正好爸爸由上海、哥哥由沈阳同时回到北平,我们去照了唯一的全家合照。我和小妹合照主张小的,心想是专门寄给他的。不久,他说在上海发电厂找到工作了。每天到郊区的真如上班。渐渐地,他每天晚上写些长长短短的工作环境的信息,写他丢参加的parties和朋友,开始生活在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上海了。而我生活在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大家庭里。很少有独处的天地。我们在北平那大宅院,随着东北战况的恶化,渐渐变成了亲戚、朋友、地下工作同志们出山海关的一个投靠站,一批又一批狼狈的逃难者,无数凄抢的故事。我们的信渐渐缺少共同的话题,不同的生长背景,不同的关怀,对未来有不同的期待。我们终于明白,也许倾三江之水也无法将我融入他在上海的生活。我不能割掉我父母的大关怀。
九月中旬我去汉口,回学校注册上学,渐渐信也写得少,甚至不再写了。我去汉口前已把他所有的信包好,放在读交通大学的南开好友程克咏处。十一月间,我托她帮我送还给俞君,写一短简说今后路途将不同。就此别过,寄上祝福。
四年级的那一年,我的心也涣散了。三个月的暑假中,发生了太多的事情,多到我年轻的心几乎无法承受的程度。三个月内,我从长江头到长江尾,又回溯了一半长江航程,在中国的三大火炉——重庆、南京、武汉。之中经验了我生命中最早的真正悲欢离合。常常似到了一种见山不是山,见水不是水的真幻之界。自幼崇拜的英雄已天人永隔。留下永久却单纯的怀念。这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临的人,在现实中我们找不到美好的共驻之处。我常在歌声中想念他,当年歌声渐渐随着岁月远去,接下来的现实生活中已无歌声。中年后我认真听古典音乐,只有在心灵遥远的一隅,有时会想起那林中空地的鸟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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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火车上,我告诉他张大飞追思礼拜的奇遇,父女相对嗟叹不已。
爸爸说,自从郭松龄兵谏失败之后来到南方,幸能在中央有说话力量,负责组织地下抗日工作,使沦陷满洲国的百姓不忘祖国。当年招考青年入黄埔、读中山中学,即是为了培植复国力量。如今十五年,许多当年由东北出来从军,像张大飞这样以身殉国连尸骨都不能还乡的,盼望我父能早日回去,设法抚恤他们的家人。苏俄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才对日宣战,十三天后,日本关东军接受盟国波茨坦宣言,在哈尔滨向苏俄投降,苏俄俘虏满洲国皇帝溥仪,并将日军五十九万四千人全部俘走,宣称“满洲部解放”。胜利后一整年,抢拆境内工业设备运往俄国,将重要地区、港口、军事设备交给中国共军,帮助他们与中央军对抗。今后东北的局势相当艰困,抗战中的牺牲尚未必能换来家乡的安宁和幸福,对殉国者遗族何日才能照顾?
火车上这一席话。是父亲第一次把我当大人看待,与我长谈。直到他在台湾去世,我们一生中有许多对人生、对时局值得回忆的长谈。
回到上海,我仍住在俞家,那似乎是我与俞家的约定。我虽只走了三天,但南京之行给我的冲击使我重见上海的心情和十天前初来时不同。那虚张声势的繁华令我不安,知道自己是融不进去的局外人。希望带我见识上海的俞君,仍是那个举着火把从白塔街窗下高歌走过的他,是那在河堤上有说不完“外面的故事”的他,但是他已渐渐走回他原来的朋友圈子,走回他生长的城市。走在繁华的街上,我竟常常想念重庆,想念三江汇合处的乐山。
大约一星期以后,爸爸给我买到运输物资的军机票(战后复员,允许公务人员和大学生搭乘),让我去北平与刚由重庆回去的母亲、妹妹团聚。上海郊外那座临时军用机场只有几间铁皮平房。除了条跑道之外,四周长满了半人高的芦苇。俞君送我到门口,看我跟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停机坪。螺旋桨的飞机起飞前滑行时,我由小窗往外看。看见他穿着卡其裤的两条长腿在芦苇中跑着,向飞机挥手,渐渐消失在视野之外。
这架小型的运输机在驾驶舱后面装了两排靠墙的铝板,八个座位,上面有帆布带把人栓稳,后半舱装货。飞行一段时期,我仍在恍神状态,想着在芦苇中跑着的人,
但是也知道邻座的人一直在看我,终于,他说话了。
他说,“小姐,你的安全带没有栓紧。”我看看那帆布带的环子已经拉到最后一格,仍然有些松动,只好歉然地说,“大约我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,不合军机座位标准吧。”他居然大笑起来,连机舱的人都回头看我。他又道歉又安慰我,飞机还末过黄河,他已查清楚我的姓和学历,他给了我一张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的名片,上面的头衔是“东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”。他说大学毕业时响应“十万青年十万军”参军的,我说我是东北人。他立刻问,“齐世英先生是令尊吧?”我大吃一惊说,“你怎么知道?”他说,“我虽然是广东人,但跟着梁华盛将军派驻东北。胜利不久,令尊代表中央回乡宣慰同胞,报纸上有显著报导,他自满洲国时期即组织领导地下抗日工作,大名鼎鼎,我当然知道。姓齐的人不多,能拿到这军机票的更不多。”
飞机到北平机场降落的时候,他坚持用他的吉普车送我到东城大羊宜宾胡同。我母亲看我从天而降似地突然回家,身旁站了一位全副戎装的漂亮军官对她立正敬礼,大概差点昏倒(以前她常常昏倒)。她花了好几天时间也没有想明白,像我那样勉强长大,瘦干巴巴的女儿,怎么会有人从四川带到上海,从上海坐飞机下来还有人坚持送我找到家?
北平的“家”从来没有给我家的感觉,不仅因为我只住了两个暑假,而是那种沉郁的气氛。我母亲由重庆直接乘民航机回到北平,有两个重要的目的,第一个是和爸爸尽早安葬浮厝在庙里的祖母,第二个是去安排今后如何照顾两位姑姑。
大姑父石志洪,原是铁岭县世家子,是富有、英俊的知识分子,夫妻一同到日本留学回国,因我父亲而参加了地下抗日工作,捐了很多钱。二姑父张酿涛原来已是工作同志。芦沟桥事变后不得不离开北平,留下大姑姑带五个小孩,二姑带两个小孩,八年中极为艰困,还侍奉我祖母至逝世。两位姑父到四川不久竟然相继病死,我父亲对两位妹妹有极深的亏欠感。先到北平租了一个足够三家人住的大院子,雇了一位做家务的刘妈,看门的李老头,和爸爸的司机李鑫。我回到北平第二天就换回了四川的布旗袍,适应北平城的沉郁格调和我自己的心情。
在那个时代,北平和上海真是天南地北,一封信往返需十天。南北分离之初,俞君差不多每天都有信来,说不尽的想念。他的姐姐收到我的谢函,也立刻有信来。说她弟弟在我走后那几天,连上楼梯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给我那十岁的小妹寄了几本英文的精美童话。正好爸爸由上海、哥哥由沈阳同时回到北平,我们去照了唯一的全家合照。我和小妹合照主张小的,心想是专门寄给他的。不久,他说在上海发电厂找到工作了。每天到郊区的真如上班。渐渐地,他每天晚上写些长长短短的工作环境的信息,写他丢参加的parties和朋友,开始生活在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上海了。而我生活在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大家庭里。很少有独处的天地。我们在北平那大宅院,随着东北战况的恶化,渐渐变成了亲戚、朋友、地下工作同志们出山海关的一个投靠站,一批又一批狼狈的逃难者,无数凄抢的故事。我们的信渐渐缺少共同的话题,不同的生长背景,不同的关怀,对未来有不同的期待。我们终于明白,也许倾三江之水也无法将我融入他在上海的生活。我不能割掉我父母的大关怀。
九月中旬我去汉口,回学校注册上学,渐渐信也写得少,甚至不再写了。我去汉口前已把他所有的信包好,放在读交通大学的南开好友程克咏处。十一月间,我托她帮我送还给俞君,写一短简说今后路途将不同。就此别过,寄上祝福。
四年级的那一年,我的心也涣散了。三个月的暑假中,发生了太多的事情,多到我年轻的心几乎无法承受的程度。三个月内,我从长江头到长江尾,又回溯了一半长江航程,在中国的三大火炉——重庆、南京、武汉。之中经验了我生命中最早的真正悲欢离合。常常似到了一种见山不是山,见水不是水的真幻之界。自幼崇拜的英雄已天人永隔。留下永久却单纯的怀念。这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临的人,在现实中我们找不到美好的共驻之处。我常在歌声中想念他,当年歌声渐渐随着岁月远去,接下来的现实生活中已无歌声。中年后我认真听古典音乐,只有在心灵遥远的一隅,有时会想起那林中空地的鸟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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