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节 台北印象
一九四七年十月第一次乘螺旋桨飞机过台湾海峡时,心中很是兴奋,因为这是地理书上的地名,好似在地图上飞行的感觉。两小时很快就到了。
台北这名字很陌生,飞机场相当简陋,大约也是“临时”的吧。既然大家都说台湾是个很小的海岛,应该立刻可以看到比较熟知的“鸡蛋糕”(吴振芝老师地理课上的基隆、淡水、高雄),至少可以先看到真正的香蕉与菠萝。
初见台北真是有些意外,既没有椰树婆娑的海滩,也没有色彩鲜艳的小楼,整体是座灰扑扑的小城。少数的二层楼水泥房子夹在一堆堆的日式木造房子中间,很少绿色,也没有广场。来到台北。我借住在马廷英叔叔家。
马廷英叔叔,号雪峰,一九0二年生于辽宁金县农家。少年时立志科学报国,考取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博物科,以第一名毕业入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地质系。毕业后,跟随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矢部长克博士研究,专攻古今珊瑚礁生长率变化及相关古生态、古气候、古地理及占大地构造问题,发表多篇卓越论文,获德国柏林大学、日本帝国学术院双重博士学位。一九三六年冲过日人之阻挠,以所学回报祖国,担任中央大学地质系教授。第二年芦沟桥事变起,内陆各省缺乏食盐,马叔叔应政府之请,亲赴沿海及其他各产盐地勘量,并指示开探井盐和岩盐之道,有功于抗战之国计民生。
战起,京沪各机构学校纷往西南后方迁移,自九一八事变后,我父亲在中央负责东北地下抗日的东北协会主持人,敦请马叔叔出任东北中学校长(该校成立于沈阳,不留在满洲国而迁移到北平,原有自己的师生,与后来成立专收流亡学生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不同)。带领该校出山海关到北平又移南京的原有师生跋山涉水,由湖北、湖南、贵州各省到四川,辛苦跋涉,他到自流井静宁寺复校。他辞职后回到研究工作,抗战八年间登山下海,研究冰川问题、准平原之成因、红土化作用、珊瑚礁之古生态与变化等,完成七部专业巨著。
抗战胜利,他应教育部之请,担任接收台湾教育机构特派员,尤以台北帝大为重要工作。因他在日本二十年。深知日本民族之心理,以中国知识分子的豁达大度,对台大的一切设备、数据、制度乏维护,可谓尽心尽力。当时日本人尚未遣返,对马教授之学术地位及处理方式皆极尊重,但他坚不任官职,创办地质系、海洋研究所,带领学生,潜心研究,并纽调查团队前往兰屿、南沙、钓鱼台各岛,写《石油成因论》,对台湾资源之开拓有莫大影响。之后发表“古气候与大陆漂移之研究”系列近二十篇论文,证明地壳滑动学说,引起国际地质界的研讨与肯定。
马叔叔的家在青田街,当时是三条通六号。一条条窄窄的巷子,日式房子矮矮的墙和木门,门不须敲,推开就进去了。有个小小的日式庭院,小小的假山和池子,像玩具似的,倒是沿墙一排大树有些气派。开了门是玄关,上面跪了一个女子(不是坐,也不是蹲的,是跪的),用日本话说了一大堆大约是欢迎之类的话。那位名唤“锦娘”女子的面貌,我至今清晰地记得,因为她那恭谨中有一种狡黠,和她的日本话一样,是我以前未见过的。每个人都脱了鞋,穿上锦娘递上的草拖鞋,进了房间,走在榻榻米上好似走在别人的床铺上一样,连迈步都有些不安。她做的菜是真正日式的鱼,烤、炸、味增汤,第一次吃颇觉得可口。
坐在厨房外面走廊上,有一个很瘦的中年车夫,腰带上系了一条白色毛巾,他们称他“秀桑”,侧院里停了一辆黄包车,是台大派给马叔叔的公务座车(他那时代理理学院长)。马叔叔大约重八十公斤,高一百八十公分左右,秀桑大约重五十五公斤,高一百七十公分。但这不是重点,重点是那辆公务车的手拉杆,马叔叔第一次坐上就断了,修复后再坐又断了,所以不能修好后再坐,而车夫是校方正式名额的员工,每天要上下班。我到后,去台大外文系“看”工作,马叔叔吩咐秀桑拉我去学校,下午送我回青田街,他即可以“履行公务”,否则可能被删除名额,而他一家数口靠此薪水活命。
我坐了两次,秀桑一路用日本话(他们不懂中文国语)对我表示感谢之意。我“就职”后,把米、煤、配给票都给他,还引起同住马家的一对助教嘲讽“摆阔”。我第三次坐院长座车时,“行驶”在新生南路的田野小路上,突然警觉,幼年时父亲不许我们坐公务车的原则,立刻下车走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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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这名字很陌生,飞机场相当简陋,大约也是“临时”的吧。既然大家都说台湾是个很小的海岛,应该立刻可以看到比较熟知的“鸡蛋糕”(吴振芝老师地理课上的基隆、淡水、高雄),至少可以先看到真正的香蕉与菠萝。
初见台北真是有些意外,既没有椰树婆娑的海滩,也没有色彩鲜艳的小楼,整体是座灰扑扑的小城。少数的二层楼水泥房子夹在一堆堆的日式木造房子中间,很少绿色,也没有广场。来到台北。我借住在马廷英叔叔家。
马廷英叔叔,号雪峰,一九0二年生于辽宁金县农家。少年时立志科学报国,考取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博物科,以第一名毕业入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地质系。毕业后,跟随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矢部长克博士研究,专攻古今珊瑚礁生长率变化及相关古生态、古气候、古地理及占大地构造问题,发表多篇卓越论文,获德国柏林大学、日本帝国学术院双重博士学位。一九三六年冲过日人之阻挠,以所学回报祖国,担任中央大学地质系教授。第二年芦沟桥事变起,内陆各省缺乏食盐,马叔叔应政府之请,亲赴沿海及其他各产盐地勘量,并指示开探井盐和岩盐之道,有功于抗战之国计民生。
战起,京沪各机构学校纷往西南后方迁移,自九一八事变后,我父亲在中央负责东北地下抗日的东北协会主持人,敦请马叔叔出任东北中学校长(该校成立于沈阳,不留在满洲国而迁移到北平,原有自己的师生,与后来成立专收流亡学生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不同)。带领该校出山海关到北平又移南京的原有师生跋山涉水,由湖北、湖南、贵州各省到四川,辛苦跋涉,他到自流井静宁寺复校。他辞职后回到研究工作,抗战八年间登山下海,研究冰川问题、准平原之成因、红土化作用、珊瑚礁之古生态与变化等,完成七部专业巨著。
抗战胜利,他应教育部之请,担任接收台湾教育机构特派员,尤以台北帝大为重要工作。因他在日本二十年。深知日本民族之心理,以中国知识分子的豁达大度,对台大的一切设备、数据、制度乏维护,可谓尽心尽力。当时日本人尚未遣返,对马教授之学术地位及处理方式皆极尊重,但他坚不任官职,创办地质系、海洋研究所,带领学生,潜心研究,并纽调查团队前往兰屿、南沙、钓鱼台各岛,写《石油成因论》,对台湾资源之开拓有莫大影响。之后发表“古气候与大陆漂移之研究”系列近二十篇论文,证明地壳滑动学说,引起国际地质界的研讨与肯定。
马叔叔的家在青田街,当时是三条通六号。一条条窄窄的巷子,日式房子矮矮的墙和木门,门不须敲,推开就进去了。有个小小的日式庭院,小小的假山和池子,像玩具似的,倒是沿墙一排大树有些气派。开了门是玄关,上面跪了一个女子(不是坐,也不是蹲的,是跪的),用日本话说了一大堆大约是欢迎之类的话。那位名唤“锦娘”女子的面貌,我至今清晰地记得,因为她那恭谨中有一种狡黠,和她的日本话一样,是我以前未见过的。每个人都脱了鞋,穿上锦娘递上的草拖鞋,进了房间,走在榻榻米上好似走在别人的床铺上一样,连迈步都有些不安。她做的菜是真正日式的鱼,烤、炸、味增汤,第一次吃颇觉得可口。
坐在厨房外面走廊上,有一个很瘦的中年车夫,腰带上系了一条白色毛巾,他们称他“秀桑”,侧院里停了一辆黄包车,是台大派给马叔叔的公务座车(他那时代理理学院长)。马叔叔大约重八十公斤,高一百八十公分左右,秀桑大约重五十五公斤,高一百七十公分。但这不是重点,重点是那辆公务车的手拉杆,马叔叔第一次坐上就断了,修复后再坐又断了,所以不能修好后再坐,而车夫是校方正式名额的员工,每天要上下班。我到后,去台大外文系“看”工作,马叔叔吩咐秀桑拉我去学校,下午送我回青田街,他即可以“履行公务”,否则可能被删除名额,而他一家数口靠此薪水活命。
我坐了两次,秀桑一路用日本话(他们不懂中文国语)对我表示感谢之意。我“就职”后,把米、煤、配给票都给他,还引起同住马家的一对助教嘲讽“摆阔”。我第三次坐院长座车时,“行驶”在新生南路的田野小路上,突然警觉,幼年时父亲不许我们坐公务车的原则,立刻下车走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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