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节 姻缘
在戈家的聚会日益增大,因为谢文津与孟宝琴带两岁的儿子也来台湾了。她原是俊贤好友,到台北建国中学教英文,孟兄进铁路局机务处工作,住在罗裕昌的单身宿舍。大陆局势不好,渐渐地来台湾的人更多了。
罗裕昌有时和同学一起,有时独自一人,常常去温州街找我,而且几乎每天上午打电话到台大。那时文学院只有两座电话,一在院长室,一在共同办公的总务室。电话一来,那位中年的陈秘书会到走廊上喊一声,“齐小姐电话!”我在众目注视之下实在很不舒服,更不知说什么才好。有一天,约在中山堂对面的朝风咖啡室见面(也许是唯一或仅余的有古典音乐的她方),我坦白说,胜利后这两年我无法投入新的感情,到台湾来是对大陆政治情况不满,父母南北分离,自己只身一人来此,明知有许多不方便,但既是自我流放心情,甘于孤独,暑假仍想回去随父母生活,不能接受他的好意。
过了几天,他写了一封长信来,说他刚看了《居礼夫人传》电影,感动得流下热泪,很钦佩她的毅力与坚忍不懈的努力。他信上写人的理想,应有计划,有步骤去实现;先决定生活的重心,讲求效率,节省精力,甚至于无意义的交谈亦应当尽量减少。
这样的人生态度是我过去从未听过的,这样的宣示,伴随着强烈的爱情语言,在当年仍是文艺青年的我读来,是“很不一样”,甚至很有趣的。将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后,我在整理一生信件时重读,才恍然明白自己当年对现实人生之无知。在我们相识之初,他已清晰地写下他处事为人的态度,和我敏感、好奇,耽于思虑,喜好想象的天性是很不同的。但是,吃够了自己“多愁善感”的苦,处在困境中的我,心中也佩服别人的理智与坚强,甚至是愿意得到那样的保护吧。
我在台湾的朋友,俊贤、文津,和在基隆港务局工作的程克咏都觉得罗裕昌稳妥可靠,劝我应该少些幻想,早日安定下来。一九四八年暑假快到时,我给父亲写信,希望他来台湾看看这个人如何。
我信上说,“罗君二十八岁,武大电机系毕业,来台湾即在铁路管理局工作,现在任台北电务段长。九岁丧父,家境清寒,有姐妹四人,弟一人,母亲现居四川资中县家中。他很努力上进,很有毅力……。”
我父亲两次订期来台都临时不能来。到了暑假,我必须决定下学期是否留在台大。这时我母亲终于离开北平到了上海,连我那一向乐观的父亲。也承认大陆局势不好,嘱我暂不必回去谋职,可先收下台大聘约。妈妈希望我放假先回上海商量。不能一人在台湾结婚。
所以我八月回上海,得了父母同意,十月十日在上海新天安堂由计志文牧师证婚定此一生。结婚前三日,裕昌受洗为基督徒。那时许多人已从北方到了上海,有些是政府派往东北,尚未接收,已经失守(或沦入土共手中,或仍在拉锯战中)。大多数都只能困坐愁城,不知何去何从。那时上海的物价每日早晚都不一样,法币已贬值到提一袋也买不到食物的地步,所有的物资都被囤积起来。我们的结婚戒指是叫K金,因为金子已买不到了。婚礼的贺客坐满了礼拜堂(原不想铺张的宴客饭店,临时加不出双倍人数的食物,分两批上菜,令人窘甚),其中有抗日地下工作最后的“十大天王”中的六位。我父母去世后我在遗物中看到王非凡先生在狱中写的《锣鼓喧天》及
一幅字:
铁公,我敬爱您,十五年如一日。
十五年来,于快意时未忘您。于失望时未忘您,
饥时寒时哭时笑时更未忘您。
今在狱中遥祝您身体如春风般的强健,
默祷您事业如秋月般的光辉:
王非凡敬书于北平敌牢
一九四五、七、七
这幅字写于胜利前一个月,我珍藏至今。这些人在伪满洲国做国民政府的地下抗日工作,九死一生,终熬到抗战胜利,由广阔的东北家乡到上海来,我的婚宴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。几十条热血汉子,大声地谈着“挟着脑袋打日本”的艰辛往事。在上海所见,他们心中大约也明白将进入另一场噩梦。这些当年举杯给我祝稿的人,也就是我父亲晚年萦绕心头,使他端起酒杯就落泪的人。
婚礼后十天,我乘船回到台湾。此时已全无犹豫,回到原有工作,在已熟悉的台北建一个自己的家。父母不再担心,朋友们觉得我离开人心惶惶的上海,在“海外”有一个生活的目标竟是可羡之事。我也从此对人生不再有幻想。
回到台北,先借住在铁路局电务科长郑兆实先生的家。大约一个月后,带着我们最早买的家具,一桌、两椅、一张双人床和小柜,搬人我们的第一个家——奉准将台北电务段一间大仓库用甘蔗板隔成两家,暂用宿舍靠街的一户,另一户是新科长李枝厚先生一家,有六个小孩,全是很好的中小学生。
台湾糖业公司出产蔗糖,赚回大量外汇是国家收人最大的经济来源之一。榨糖副产品用来大规模养猪,制甘蔗板等等,对台湾的贡献真是巨大无比。而台糖生产的甘蔗板,在当年解决了无数新来人口的居住问题。唯一缺点,当隔壁家孩子嬉戏玩闹,推了隔间用的甘蔗板,我这边的屋子就变小了……。
我记得那隔成三小间的新家,外面是厚重的木板墙,位于很热闹的延平北路口,右边是警察派出所,与铁路局隔街棺对。墙外一条街通往后火车站,半条街摆满了摊贩,最多是布贩。还有一些菜贩。早上买菜人潮之后,布贩开始大声用闽南语吆喝,“一尺二十块!一尺二十块!真俗!”伴随着把裹着木板的布匹展开,啪啪地摔在摊子上的声音,十多个声音此起彼落她一直喊叫到下午两点左右,拉黄包车的嚷着“边啊!边啊!”灌满了我的陋室。
不去上班的周末,墙外的生意更是鼎沸,常常我只得逃出去到处逛,沿着延平北路往下走,到迪化街,再远望淡水河入海口。看熟了台北开埠的商业旧街,和在湖南、贵州、四川逃难时所见的城市很不相同。台北的店面比校小,紧紧靠着,很少门洞、横匾之类的间隔。前半段以布店和金店最多,后半段以干货为主。有时,我们会走一半路右转到圆环,开始喜欢肉羹和炒米粉。但这些吃食和东北人的饺子一样,在四川人心中,是不能当饭吃的。我们晚上一定要在那加搭的小竹棚厨房烧饭煮个汤才像个家。
晚上饭后,裕昌去修各种送来的真空管收音机,我读着带回家的书。有时我会写一点日记,每提起笔,心中就洋溢着悲秋意味的忧伤,过几天再看看就撕掉,不合自己的文学标准。
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两个月,突然接到爸爸寄来快信,说妈妈带两个妹妹将在月中到台湾来看看,上海生活已很不易应付了。
圣诞节前数日,妈妈先带小妹乘飞机到,大妹跟韩春暄伯伯一家带着家中行李搭太平轮随后亦到。住在我那陋室虽不够舒适,却是我一九四四年离开重庆去乐山上二年级之后,真正和妈妈一起过自己的日子,吃自己想吃的“小锅饭”,喜怒哀乐可以如此单纯,幸福的团聚。
大陆是回不去了,爸爸在台湾的朋友帮我两个妹妹办台北一女中插班手续。寒假后,宁媛上初三,星媛上初一,比后来的人早一些安顿。京沪渐渐撑不住了,政府迁至广州办公,事实上已作迁台打算。爸爸直到大势已去才搭最后飞机来台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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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裕昌有时和同学一起,有时独自一人,常常去温州街找我,而且几乎每天上午打电话到台大。那时文学院只有两座电话,一在院长室,一在共同办公的总务室。电话一来,那位中年的陈秘书会到走廊上喊一声,“齐小姐电话!”我在众目注视之下实在很不舒服,更不知说什么才好。有一天,约在中山堂对面的朝风咖啡室见面(也许是唯一或仅余的有古典音乐的她方),我坦白说,胜利后这两年我无法投入新的感情,到台湾来是对大陆政治情况不满,父母南北分离,自己只身一人来此,明知有许多不方便,但既是自我流放心情,甘于孤独,暑假仍想回去随父母生活,不能接受他的好意。
过了几天,他写了一封长信来,说他刚看了《居礼夫人传》电影,感动得流下热泪,很钦佩她的毅力与坚忍不懈的努力。他信上写人的理想,应有计划,有步骤去实现;先决定生活的重心,讲求效率,节省精力,甚至于无意义的交谈亦应当尽量减少。
这样的人生态度是我过去从未听过的,这样的宣示,伴随着强烈的爱情语言,在当年仍是文艺青年的我读来,是“很不一样”,甚至很有趣的。将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后,我在整理一生信件时重读,才恍然明白自己当年对现实人生之无知。在我们相识之初,他已清晰地写下他处事为人的态度,和我敏感、好奇,耽于思虑,喜好想象的天性是很不同的。但是,吃够了自己“多愁善感”的苦,处在困境中的我,心中也佩服别人的理智与坚强,甚至是愿意得到那样的保护吧。
我在台湾的朋友,俊贤、文津,和在基隆港务局工作的程克咏都觉得罗裕昌稳妥可靠,劝我应该少些幻想,早日安定下来。一九四八年暑假快到时,我给父亲写信,希望他来台湾看看这个人如何。
我信上说,“罗君二十八岁,武大电机系毕业,来台湾即在铁路管理局工作,现在任台北电务段长。九岁丧父,家境清寒,有姐妹四人,弟一人,母亲现居四川资中县家中。他很努力上进,很有毅力……。”
我父亲两次订期来台都临时不能来。到了暑假,我必须决定下学期是否留在台大。这时我母亲终于离开北平到了上海,连我那一向乐观的父亲。也承认大陆局势不好,嘱我暂不必回去谋职,可先收下台大聘约。妈妈希望我放假先回上海商量。不能一人在台湾结婚。
所以我八月回上海,得了父母同意,十月十日在上海新天安堂由计志文牧师证婚定此一生。结婚前三日,裕昌受洗为基督徒。那时许多人已从北方到了上海,有些是政府派往东北,尚未接收,已经失守(或沦入土共手中,或仍在拉锯战中)。大多数都只能困坐愁城,不知何去何从。那时上海的物价每日早晚都不一样,法币已贬值到提一袋也买不到食物的地步,所有的物资都被囤积起来。我们的结婚戒指是叫K金,因为金子已买不到了。婚礼的贺客坐满了礼拜堂(原不想铺张的宴客饭店,临时加不出双倍人数的食物,分两批上菜,令人窘甚),其中有抗日地下工作最后的“十大天王”中的六位。我父母去世后我在遗物中看到王非凡先生在狱中写的《锣鼓喧天》及
一幅字:
铁公,我敬爱您,十五年如一日。
十五年来,于快意时未忘您。于失望时未忘您,
饥时寒时哭时笑时更未忘您。
今在狱中遥祝您身体如春风般的强健,
默祷您事业如秋月般的光辉:
王非凡敬书于北平敌牢
一九四五、七、七
这幅字写于胜利前一个月,我珍藏至今。这些人在伪满洲国做国民政府的地下抗日工作,九死一生,终熬到抗战胜利,由广阔的东北家乡到上海来,我的婚宴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。几十条热血汉子,大声地谈着“挟着脑袋打日本”的艰辛往事。在上海所见,他们心中大约也明白将进入另一场噩梦。这些当年举杯给我祝稿的人,也就是我父亲晚年萦绕心头,使他端起酒杯就落泪的人。
婚礼后十天,我乘船回到台湾。此时已全无犹豫,回到原有工作,在已熟悉的台北建一个自己的家。父母不再担心,朋友们觉得我离开人心惶惶的上海,在“海外”有一个生活的目标竟是可羡之事。我也从此对人生不再有幻想。
回到台北,先借住在铁路局电务科长郑兆实先生的家。大约一个月后,带着我们最早买的家具,一桌、两椅、一张双人床和小柜,搬人我们的第一个家——奉准将台北电务段一间大仓库用甘蔗板隔成两家,暂用宿舍靠街的一户,另一户是新科长李枝厚先生一家,有六个小孩,全是很好的中小学生。
台湾糖业公司出产蔗糖,赚回大量外汇是国家收人最大的经济来源之一。榨糖副产品用来大规模养猪,制甘蔗板等等,对台湾的贡献真是巨大无比。而台糖生产的甘蔗板,在当年解决了无数新来人口的居住问题。唯一缺点,当隔壁家孩子嬉戏玩闹,推了隔间用的甘蔗板,我这边的屋子就变小了……。
我记得那隔成三小间的新家,外面是厚重的木板墙,位于很热闹的延平北路口,右边是警察派出所,与铁路局隔街棺对。墙外一条街通往后火车站,半条街摆满了摊贩,最多是布贩。还有一些菜贩。早上买菜人潮之后,布贩开始大声用闽南语吆喝,“一尺二十块!一尺二十块!真俗!”伴随着把裹着木板的布匹展开,啪啪地摔在摊子上的声音,十多个声音此起彼落她一直喊叫到下午两点左右,拉黄包车的嚷着“边啊!边啊!”灌满了我的陋室。
不去上班的周末,墙外的生意更是鼎沸,常常我只得逃出去到处逛,沿着延平北路往下走,到迪化街,再远望淡水河入海口。看熟了台北开埠的商业旧街,和在湖南、贵州、四川逃难时所见的城市很不相同。台北的店面比校小,紧紧靠着,很少门洞、横匾之类的间隔。前半段以布店和金店最多,后半段以干货为主。有时,我们会走一半路右转到圆环,开始喜欢肉羹和炒米粉。但这些吃食和东北人的饺子一样,在四川人心中,是不能当饭吃的。我们晚上一定要在那加搭的小竹棚厨房烧饭煮个汤才像个家。
晚上饭后,裕昌去修各种送来的真空管收音机,我读着带回家的书。有时我会写一点日记,每提起笔,心中就洋溢着悲秋意味的忧伤,过几天再看看就撕掉,不合自己的文学标准。
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两个月,突然接到爸爸寄来快信,说妈妈带两个妹妹将在月中到台湾来看看,上海生活已很不易应付了。
圣诞节前数日,妈妈先带小妹乘飞机到,大妹跟韩春暄伯伯一家带着家中行李搭太平轮随后亦到。住在我那陋室虽不够舒适,却是我一九四四年离开重庆去乐山上二年级之后,真正和妈妈一起过自己的日子,吃自己想吃的“小锅饭”,喜怒哀乐可以如此单纯,幸福的团聚。
大陆是回不去了,爸爸在台湾的朋友帮我两个妹妹办台北一女中插班手续。寒假后,宁媛上初三,星媛上初一,比后来的人早一些安顿。京沪渐渐撑不住了,政府迁至广州办公,事实上已作迁台打算。爸爸直到大势已去才搭最后飞机来台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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