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节 青春作伴还不了乡
这时大陆已全沦陷,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,定都北京(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时改为北平),声言要“解放”台湾。台北成了谣言之都,在我们“接船生涯”的极盛期(实际上,六十年后明白,那是中华民国最衰败的年月),经常在我们那甘蔗板客厅出没的,有几位《中央社》的记者,是我哥哥的朋友。他们在胜利那一年大学毕业,对国家前途充满了乐观的期待。全国都认为,八年艰困的抗日战争都打过了,延安出来的共产党不是太大的问题。而这些年轻记者向往着自己也有机会像他们所钦佩的《中央社》名记者律鸿起,在抗战初期冒长江上日舰之炮击与枪林弹雨,随守军步行于硝烟瓦砾中,通过即将炸毁的桥口,写出著名的采访稿《暂别大武汉》鼓舞国人:“我们决在长期抗战中战胜日军。”全国报纸均予刊载。一时洛阳纸贵。
陈嘉骥和我哥哥这一代的随军记者,在另一场战争中,看到杜津明、关麟征、孙立人、郑洞国、廖耀湘等名将。指挥作战,深入战场,见证那数十万人在严寒中的艰苦与牺牲。其中与我全家最好的杨孔鑫,自重庆时代孤身离开河南家乡到大后方读书,与我哥哥政大外交系同学,抗战时是我沙坪坝家中常客,是我母亲记着不能让他饿着、冻着的人。他后来派驻巴黎、伦敦特派员。回台北公差时,到我家如同回家。另一位我全家老少全喜欢的郑栋,战后派往希腊大使馆,已升任二等秘书,跟着文学译著名家温源宁大使,练就一身极好语言、外交基础,可惜随着国势,失去了发展的机会。他未来台湾,在国外谋生、漂流,未能伸展志业。
和我哥哥同去东北的随军记者陈嘉骥,性格明朗,河北人,但是他的国语也不合北京人标准,速度也不够快捷。对事爱作研讨,最爱辩论。他辩论有一独特难忘风格,即奋战不休,今日输了,明日再来。继续辩个畅快,但是他语不伤人,不伤和气。来台湾之后,仍难忘情东北战地记者三年所见,曾写了《白山黑水的悲歌》、《废帝,英雄泪》、《东北狼烟》等书。二000年自费重印《东北变色记》。以亲临目睹且曾报导之史实整理成一份相当翔实且客观之信史,在自序中说。“退休多年,转眼已届八旬,每在闲时闭目遐思,仍多为东北往事。在撰《东北变色记》时,每因东北不应变色,而竟变色,搁笔长叹!始则误于苏俄背信,再则误于美国之调停,三则误于将帅失和……终导致号称三十万大军,在俄顷之间崩溃于辽西!”那三年所见,场面之大,风云之诡谲,是他三十年也忘不了的血泪史。
这些《中央社》的记者当然有许许多多新闻,能上报的和不能上报的,汹涌而至;传闻,共匪说解放台湾之时,不降者北经淡水跳海,中部去新竹跳海,南部去鹅
銮鼻。这时,我在武大团契的契友彭延德在台湾找不到合意工作要回上海,裕昌和我送他去基隆码头搭船。那艘船上挤满了人,连船尾都有人用绳子绑着自己的身子半悬在外,只求能回到上海,至少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面对变局。我们有稳定的工作,已经决定留在台湾,把仅有的六个银洋送给他作盘缠,分别时末想到今生不能再相见。
在失去一切之后,来到台湾时,他们全仍未满三十岁,那时尚不知,辉煌的大篇章永远无缘写出了。台湾局势最混乱的时候,我哥嫂第一个女儿出生,为了应变,他在台北南昌街祖了一间小木屋准备开一小型辗米厂(在西南逃难途中,他看到在变局中,各地的辗米店皆可存活)。那木屋上有一个相当矮的二层楼,他的几位好友和我们常常在晚饭后去看看;他们的辩论会与棋局同样热烈,记者资料多,对往事,对现状,意见充沛,言语激烈。青年人的豪情在那陋室中回荡不已,有时客人一面走下木梯,一面仍在回头辩论,相约明日黄昏再来,大家悲愤、傍徨之心暂时得以纾解。当日情景,半世纪后回首,反而成了温暖的记忆。之后各自成家四散,再也没有那般风云际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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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嘉骥和我哥哥这一代的随军记者,在另一场战争中,看到杜津明、关麟征、孙立人、郑洞国、廖耀湘等名将。指挥作战,深入战场,见证那数十万人在严寒中的艰苦与牺牲。其中与我全家最好的杨孔鑫,自重庆时代孤身离开河南家乡到大后方读书,与我哥哥政大外交系同学,抗战时是我沙坪坝家中常客,是我母亲记着不能让他饿着、冻着的人。他后来派驻巴黎、伦敦特派员。回台北公差时,到我家如同回家。另一位我全家老少全喜欢的郑栋,战后派往希腊大使馆,已升任二等秘书,跟着文学译著名家温源宁大使,练就一身极好语言、外交基础,可惜随着国势,失去了发展的机会。他未来台湾,在国外谋生、漂流,未能伸展志业。
和我哥哥同去东北的随军记者陈嘉骥,性格明朗,河北人,但是他的国语也不合北京人标准,速度也不够快捷。对事爱作研讨,最爱辩论。他辩论有一独特难忘风格,即奋战不休,今日输了,明日再来。继续辩个畅快,但是他语不伤人,不伤和气。来台湾之后,仍难忘情东北战地记者三年所见,曾写了《白山黑水的悲歌》、《废帝,英雄泪》、《东北狼烟》等书。二000年自费重印《东北变色记》。以亲临目睹且曾报导之史实整理成一份相当翔实且客观之信史,在自序中说。“退休多年,转眼已届八旬,每在闲时闭目遐思,仍多为东北往事。在撰《东北变色记》时,每因东北不应变色,而竟变色,搁笔长叹!始则误于苏俄背信,再则误于美国之调停,三则误于将帅失和……终导致号称三十万大军,在俄顷之间崩溃于辽西!”那三年所见,场面之大,风云之诡谲,是他三十年也忘不了的血泪史。
这些《中央社》的记者当然有许许多多新闻,能上报的和不能上报的,汹涌而至;传闻,共匪说解放台湾之时,不降者北经淡水跳海,中部去新竹跳海,南部去鹅
銮鼻。这时,我在武大团契的契友彭延德在台湾找不到合意工作要回上海,裕昌和我送他去基隆码头搭船。那艘船上挤满了人,连船尾都有人用绳子绑着自己的身子半悬在外,只求能回到上海,至少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面对变局。我们有稳定的工作,已经决定留在台湾,把仅有的六个银洋送给他作盘缠,分别时末想到今生不能再相见。
在失去一切之后,来到台湾时,他们全仍未满三十岁,那时尚不知,辉煌的大篇章永远无缘写出了。台湾局势最混乱的时候,我哥嫂第一个女儿出生,为了应变,他在台北南昌街祖了一间小木屋准备开一小型辗米厂(在西南逃难途中,他看到在变局中,各地的辗米店皆可存活)。那木屋上有一个相当矮的二层楼,他的几位好友和我们常常在晚饭后去看看;他们的辩论会与棋局同样热烈,记者资料多,对往事,对现状,意见充沛,言语激烈。青年人的豪情在那陋室中回荡不已,有时客人一面走下木梯,一面仍在回头辩论,相约明日黄昏再来,大家悲愤、傍徨之心暂时得以纾解。当日情景,半世纪后回首,反而成了温暖的记忆。之后各自成家四散,再也没有那般风云际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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