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节 编纂文学与和文化丛书
我在国立编译馆五年,在那个年代,使命感很强,当然有许多可记忆的事。小学、国中、高中各科教科书都有编审委员会,聘请的学者专家至少有五百位,学术界菁英甚少遗漏。每书定稿都有许多“声音和愤怒”。常有人辩论未决时拂袖而去,馆员追到楼梯上劝回。音乐科和美术科因选取代表作而争论甚多,历史科主编王德毅教授谦虚温和,编辑委员畅所欲言,书出后没有引起政治风暴。钱穆先生推荐杜维运教授编辑高中《中国文化史》教科书,也在一九七三年由国立编译馆顺利出版,使用期间未闻有太多批评。我的本行英语教科书编写过程虽有技术辩论,却是最稳妥顺利的,那时研究英语教学的师资几乎全在师大。一九七三年八月出版的国中英语教科书,大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套自己编写的英语教材,几位有理论、有实际经验的青年学者反复讨论,慎重定稿,对台湾的英语教学有切实的影响。当时由朱立民先生担任主任委员,编辑小组有李敞、陈永昭、傅一勤、黄灿遂;直到二十多年后(一九九七年)我担任主任委员,聘请张武昌、周中天、施玉惠、黄灿遂等编审委员,都是师大最优秀的英语教学名师,与他们讨论是我最愉快的经验。
我的另一个工作是征询、阅读所有相关的重要的审查意见书。那时国立编译馆的权责是编审国小、国中、高中教科书和大学丛书,委托编译馆出版的学术用书和馆内自行编纂的书也在被审查之列。基本上以“政治正确性”与“专业正确性”为原则。由此我看到了当时及往后也成为各科系权威学者的审查意见书,几乎全是亲笔手稿。在复印机普遍使用之前,将争议性强烈的审查意见交给原著者,唯一的方式是由馆员抄写,才可以“保护”审查人,不致因同行认得手稿笔迹而引起争端。如今想象那些“落后”到原始的文书工作,颇有啼笑皆非的感觉。在阅读审查意见中,我对台湾学术界,甚至各校师资,有深一层的认识。各种领域的争论,虽颇为严苛,但大多数是认真可敬。至今我仍记得中文系几篇派系分明的审查意见,让我们难以处理。也仍记得有些“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”的审查文章,令人感动。师大英语系汤廷池教授,开会不停发言,他的审查意见往往长达十余页,用极小的字手写,读来感到他精力无穷,但他的确是真正关心,对应用语言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建议相当中肯,所以虽然态度严峻。坚持己见,仍是可敬的学者风格。另一位是台大中文系张亨教授,原是国文教科书执编小组成员,他倾全力搜集可能用上的资料,筛选读物,尽心致力,极为投入。然因对编审委员会的意见无法协调,愤而离去,是我在教科书编写工作上的一件憾事。
我在编译馆除了负责教科书,对不同领域的经典著作同时进行编译计划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为“大学用书”出版的第一本书《西洋哲学辞典》,项退结教授带着编译计划和部份初稿来到这间屋子,坐在这张桌子前的情景。他说明根据布鲁格(pilationandtranslation)值得做的事。这本重要而巨大的参考书,一九七六年出版以来仍是相当实用的。
我亲自邀集增订(updating《经济学名词》,将一九四一年国立编译馆编订公布的三千六百二十五则中文名词,增为四千一百五十六则,一九七七年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,因应世界经济三十多年变迁的新时代。将近一年的工作时间,几乎每周参与编订会议的学者,有施建生、于宗先、田长模、侯家驹、陈昭南、陈超尘、华严、杨必立等经济学教授,由施建生先生担任主任委员。每次开会。认真斟酌定稿,却总是笑语盈盈。据年轻学者说,那是经济学界少有的盛会,留下的是珍贵成果。
在翻译英美名著方面,我自认最有价值的,一本是侯健翻译《柏拉图理想国》(一九八0年联经出版),一本是张平男翻译奥尔巴哈《模拟: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》(一九八0年幼狮文化出版)。
侯健先生是我那一代外文系出身之中,中英文皆有深厚根柢的人,专长中西文学比较批评。《柏拉图理想国》不仅是哲学与文学批评,也是文学创造,是西方分析哲学相知识论的渊源。高友工教授在中译序称赞侯健的中译本完整而且详加注释,“文字流畅而忠实,通俗而典雅,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史上大事。”我与侯教授在台大同事多年。常在各种聚会听他用浓重的山东腔发言,如高序所言:“能倚马万言,文不加点,听众往往有无法完全领会的苦处了……因为他的思路敏捷,而学识过人,他的旁征博引如同天马行空。”侯教授一生辛劳,未及退休即早逝,盛年译出此书,不枉此生。
张平男先生翻译《模拟》时,是以严谨慎重、如履薄冰的态度全力以赴。正如此书副标题:“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”所示,它是语言学、文体学、思想史与社会学,可说是精细学问、艺术格调、历史想象及当代意识多方面极为成功的结合。一九四六年德文本出版后,一直以各种文字译本作文学课程的必修读物。书申所用语文多达七种,译者虚心求教,得以解决,此书之出版实有重大意义。
社会科学方面,最大的计划是编纂“现代化丛书”。我邀集中央研究院的杨国枢、文崇一、李亦园先生主持编纂“现代化丛书”,希望将世界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介绍到台湾。既要推行现代化,就得对“现代化”的意义有基本的了解,这实在是一件很困难、很重要、很庞大的工作。这个计划很大,当年也只有国立编译馆可以推行。
曾经邀集许多相关学者共同拟定出书计划,可惜出版的书不多,但总是做了一些,包
括:《当代社会问题》、《开放与封闭的心理》、《现代化:抗拒与变迁》、《寂寞的追寻:美国文化濒临断裂边缘》、《迈向现代化》。这五本书总名为“现代化丛书”,都由国立编译馆主编,四年间陆续出版。这段时间也是我在文学界之外,与文化界最大的连系。
我记得《当代社会问题》和《开放与封闭的心理》要出版时,特别邀请杨国枢先生写篇总序,杨先生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万字的序。序文写到“现代化”是对过去旧社会的一种挑战,从清朝鸦片战争以来,中国就因各种原因积弱到民国,现在我们开始做现代化工作,一定要用新观念克服积弱的原因。使台湾经济起飞。因为王天民馆长已经离职,换了印刷事务起家的熊先举馆长,也是原来的教科书组主任。新馆长看了之后,说杨国枢一直不是很忠党爱国,觉得这篇序文把中国旧社会说得好像一文不值。我说现在已不是反共抗俄时代。熊馆长说,“我不跟你辩论国策,我不能接受,换个人写。”我说:“他专为这两本书而写,我不能退稿。”他说:“我不能接受,反正不能印。”他非常坚持。我知道“现代化丛书”已经做不下去了。
后来翻阅出版的“现代化丛书”,杨先生那篇序文果然未被采用,新馆长反对就是因为杨国枢是“自由派”。我对杨国枢说明了这件事,未定的计划等于风流云散一样,杨国枢序文事件,是我最后的防线,我不愿意再退让。这不是一篇序的问题,是我为了学术理念与尊严作去留决定的时候。我此时不走,更待何时?我下定决心离开国立编译馆。
当时台湾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很少,我们拟定文化丛书的书单非常辉煌,可以帮助新思想有系统地深入扎根。但是新馆长接任后,文化丛书已无法有所作为了。所谓“三日京兆”,中国官场的新人新政意义大约就是没有延续性,没人关心扎根的未来。我辞职之后,所有建立的出书计划,都被一扫而空了。
离开编译馆之后,我唯一具体牵挂的是寄望甚高的马克吐温(MarkTwain,1835-1910)长篇中译本全集,当时已交稿的有四本:翁廷枢翻译《乞丐王子》(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)、萧廉任翻译《古国幻游记》(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)、丁贞婉翻译《密西西比河上的岁月》(一九八0年国立编译馆出版,茂昌图书有限公司印行)、林耀褥翻译《浪迹西陆》二九八九年国立编译馆印行)。译者和校订者都是台湾最早出国研究美国文学而最可靠翔实的译笔。多年来,我一直推动西方代表性作家作品能有完整的中译,让国人看到不同文化的真貌与深度,这方面日本的翻译成就令人佩服。我们处处看到、听到中文著作,言谈中肤浅地引用马克吐温的幽默,美国这位十九世纪的幽默大师可说是无人不晓,但有多少人知道那“幽默”里面蕴含多深的辛酸与批评,讽劝新兴的美国文化建立自信与自己的风格。我离开之前曾一再拜托馆里承办书稿印刷的单位,把这套书交由同一家出版社,不要分散标售。但是,它们和其他的书一样,交稿之后,银货两讫,除非有人有权追踪,否则就是落入图书室某一个阴暗的角落,不见天日。例如林耀褛精心中译的《浪迹西阵》,从未上市。它们成了我多年痛惜的,念念不忘的“马克吐温孤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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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另一个工作是征询、阅读所有相关的重要的审查意见书。那时国立编译馆的权责是编审国小、国中、高中教科书和大学丛书,委托编译馆出版的学术用书和馆内自行编纂的书也在被审查之列。基本上以“政治正确性”与“专业正确性”为原则。由此我看到了当时及往后也成为各科系权威学者的审查意见书,几乎全是亲笔手稿。在复印机普遍使用之前,将争议性强烈的审查意见交给原著者,唯一的方式是由馆员抄写,才可以“保护”审查人,不致因同行认得手稿笔迹而引起争端。如今想象那些“落后”到原始的文书工作,颇有啼笑皆非的感觉。在阅读审查意见中,我对台湾学术界,甚至各校师资,有深一层的认识。各种领域的争论,虽颇为严苛,但大多数是认真可敬。至今我仍记得中文系几篇派系分明的审查意见,让我们难以处理。也仍记得有些“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”的审查文章,令人感动。师大英语系汤廷池教授,开会不停发言,他的审查意见往往长达十余页,用极小的字手写,读来感到他精力无穷,但他的确是真正关心,对应用语言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建议相当中肯,所以虽然态度严峻。坚持己见,仍是可敬的学者风格。另一位是台大中文系张亨教授,原是国文教科书执编小组成员,他倾全力搜集可能用上的资料,筛选读物,尽心致力,极为投入。然因对编审委员会的意见无法协调,愤而离去,是我在教科书编写工作上的一件憾事。
我在编译馆除了负责教科书,对不同领域的经典著作同时进行编译计划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为“大学用书”出版的第一本书《西洋哲学辞典》,项退结教授带着编译计划和部份初稿来到这间屋子,坐在这张桌子前的情景。他说明根据布鲁格(pilationandtranslation)值得做的事。这本重要而巨大的参考书,一九七六年出版以来仍是相当实用的。
我亲自邀集增订(updating《经济学名词》,将一九四一年国立编译馆编订公布的三千六百二十五则中文名词,增为四千一百五十六则,一九七七年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,因应世界经济三十多年变迁的新时代。将近一年的工作时间,几乎每周参与编订会议的学者,有施建生、于宗先、田长模、侯家驹、陈昭南、陈超尘、华严、杨必立等经济学教授,由施建生先生担任主任委员。每次开会。认真斟酌定稿,却总是笑语盈盈。据年轻学者说,那是经济学界少有的盛会,留下的是珍贵成果。
在翻译英美名著方面,我自认最有价值的,一本是侯健翻译《柏拉图理想国》(一九八0年联经出版),一本是张平男翻译奥尔巴哈《模拟: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》(一九八0年幼狮文化出版)。
侯健先生是我那一代外文系出身之中,中英文皆有深厚根柢的人,专长中西文学比较批评。《柏拉图理想国》不仅是哲学与文学批评,也是文学创造,是西方分析哲学相知识论的渊源。高友工教授在中译序称赞侯健的中译本完整而且详加注释,“文字流畅而忠实,通俗而典雅,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史上大事。”我与侯教授在台大同事多年。常在各种聚会听他用浓重的山东腔发言,如高序所言:“能倚马万言,文不加点,听众往往有无法完全领会的苦处了……因为他的思路敏捷,而学识过人,他的旁征博引如同天马行空。”侯教授一生辛劳,未及退休即早逝,盛年译出此书,不枉此生。
张平男先生翻译《模拟》时,是以严谨慎重、如履薄冰的态度全力以赴。正如此书副标题:“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”所示,它是语言学、文体学、思想史与社会学,可说是精细学问、艺术格调、历史想象及当代意识多方面极为成功的结合。一九四六年德文本出版后,一直以各种文字译本作文学课程的必修读物。书申所用语文多达七种,译者虚心求教,得以解决,此书之出版实有重大意义。
社会科学方面,最大的计划是编纂“现代化丛书”。我邀集中央研究院的杨国枢、文崇一、李亦园先生主持编纂“现代化丛书”,希望将世界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介绍到台湾。既要推行现代化,就得对“现代化”的意义有基本的了解,这实在是一件很困难、很重要、很庞大的工作。这个计划很大,当年也只有国立编译馆可以推行。
曾经邀集许多相关学者共同拟定出书计划,可惜出版的书不多,但总是做了一些,包
括:《当代社会问题》、《开放与封闭的心理》、《现代化:抗拒与变迁》、《寂寞的追寻:美国文化濒临断裂边缘》、《迈向现代化》。这五本书总名为“现代化丛书”,都由国立编译馆主编,四年间陆续出版。这段时间也是我在文学界之外,与文化界最大的连系。
我记得《当代社会问题》和《开放与封闭的心理》要出版时,特别邀请杨国枢先生写篇总序,杨先生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万字的序。序文写到“现代化”是对过去旧社会的一种挑战,从清朝鸦片战争以来,中国就因各种原因积弱到民国,现在我们开始做现代化工作,一定要用新观念克服积弱的原因。使台湾经济起飞。因为王天民馆长已经离职,换了印刷事务起家的熊先举馆长,也是原来的教科书组主任。新馆长看了之后,说杨国枢一直不是很忠党爱国,觉得这篇序文把中国旧社会说得好像一文不值。我说现在已不是反共抗俄时代。熊馆长说,“我不跟你辩论国策,我不能接受,换个人写。”我说:“他专为这两本书而写,我不能退稿。”他说:“我不能接受,反正不能印。”他非常坚持。我知道“现代化丛书”已经做不下去了。
后来翻阅出版的“现代化丛书”,杨先生那篇序文果然未被采用,新馆长反对就是因为杨国枢是“自由派”。我对杨国枢说明了这件事,未定的计划等于风流云散一样,杨国枢序文事件,是我最后的防线,我不愿意再退让。这不是一篇序的问题,是我为了学术理念与尊严作去留决定的时候。我此时不走,更待何时?我下定决心离开国立编译馆。
当时台湾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很少,我们拟定文化丛书的书单非常辉煌,可以帮助新思想有系统地深入扎根。但是新馆长接任后,文化丛书已无法有所作为了。所谓“三日京兆”,中国官场的新人新政意义大约就是没有延续性,没人关心扎根的未来。我辞职之后,所有建立的出书计划,都被一扫而空了。
离开编译馆之后,我唯一具体牵挂的是寄望甚高的马克吐温(MarkTwain,1835-1910)长篇中译本全集,当时已交稿的有四本:翁廷枢翻译《乞丐王子》(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)、萧廉任翻译《古国幻游记》(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)、丁贞婉翻译《密西西比河上的岁月》(一九八0年国立编译馆出版,茂昌图书有限公司印行)、林耀褥翻译《浪迹西陆》二九八九年国立编译馆印行)。译者和校订者都是台湾最早出国研究美国文学而最可靠翔实的译笔。多年来,我一直推动西方代表性作家作品能有完整的中译,让国人看到不同文化的真貌与深度,这方面日本的翻译成就令人佩服。我们处处看到、听到中文著作,言谈中肤浅地引用马克吐温的幽默,美国这位十九世纪的幽默大师可说是无人不晓,但有多少人知道那“幽默”里面蕴含多深的辛酸与批评,讽劝新兴的美国文化建立自信与自己的风格。我离开之前曾一再拜托馆里承办书稿印刷的单位,把这套书交由同一家出版社,不要分散标售。但是,它们和其他的书一样,交稿之后,银货两讫,除非有人有权追踪,否则就是落入图书室某一个阴暗的角落,不见天日。例如林耀褛精心中译的《浪迹西阵》,从未上市。它们成了我多年痛惜的,念念不忘的“马克吐温孤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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