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节 译介台湾文学的桥梁中华民国笔会
我既是作学术交流的人,必须先站稳台湾文学的立足点。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经
验之后,我得以从美国以外的大框架欧洲,思索台湾文学已有的格局和未来的发展。令我震撼至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笔会年会上,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(GUnterGraSS)对支持俄共威权的东德作家,咆哮责问:“文学良心何在?”
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笔会年会,几乎是该城向西班牙争取独立的一个论坛,我们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该城的加泰隆尼亚语,以示他们古老语文的存在意义。而最强烈的启发则是一九九四年,在捷克布拉格的笔会年会,主题是“国家、种族、宗教、社会的容忍与文学”,由捷克作家总统哈维尔主持,其中有一场座谈会题目是“小语言与伟大文学,小语言写作者的难题”。另一场是“我们自知几许?”第一次看到语言有大小之分,第一次听到苏俄解体后,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独立的国家,不用俄语陈述,而是重用小语言的母语创作,陷入另一种困境。
我曾根据他们的话写了一篇《我的声音只有寒风听见》,文中并未明言我的忧虑,世界的汉学界已将注意转移至中国大陆,台湾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笔,本土化的声浪日益高涨,当年大家用中文写作的热情不再,会不会有一天,我们也面临小语言、小文学的处境?从此,我对台湾文学的关怀,就不再只是单纯地鼓励与评介,而是它在末来的发展和定位。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华民国笔会英文季刊总编辑的工作,将近十年,得以深耕台湾土她的文学创作,对这个大问题有切身的领悟。
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创办以来,我一直是个实质的顾问。主编选集后,我对台湾文学的发展,以不遗漏的阅读,保持真正的了解。因为“台大哲学系事件”(一九七三年)而离开的赵天仪被教育部安排到国立编译馆任人文组编审。以及接办《现代文学》的柯庆明,都助我深入认识本土作家。当时台湾诗社如雨后春笋,我一直是订户读者,日后主编笔会英文季刊选稿来源仍是维持公平的态度,尤其没有“政治正确”的立场。
在自由世界,文学作者原不必有“会”,写作是个单打独斗的行业,文坛原本无“坛”,只是有时文人相聚也有可谈之事。一九二一年由英国和一些欧洲作家在伦敦成立了国际笔会(TheInternationalPEN),PEN是Poet,Essayist,Novclist的缩写。
一九二四年,中华民国笔会成立于上海加入总会,发起人有林语堂、胡适、徐志摩等人,第一任会长是蔡元培,开始做各种文化交流,作品互译,作家互访等拓荒工作。
我自幼逢书便读,读后常有难忘之事,他们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的事,启发我多年的想象。
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笔会会员国参加战争,立场对立,文学交流停止,直到一九四六年,在中立的瑞典重开。中华民国笔会一九五三年在台湾复会,第一、二届的会长是张道藩和罗家伦。一九五九年首次回归国际总会,参加每年一度的年会。
一九七0年林语堂当选会长,在台北召开第三届亚洲作家大会,邀请川端康成、张大千等及韩国、泰国、菲律宾等国重要作家前来,台湾作家将近百人参加盛会。王蓝、彭歌(姚朋)和殷张兰熙(NancyIng)三人负责办事,在刚刚落成的圆山饭店将大会办得有声有色,大大地提高了台湾的声誉。林语堂说,台湾应该有一份发表作品的英文刊物,让我们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搭一座桥。
一九七二年秋天,《中华民国笔会季刊》创刊号出版。由母语是英文的殷张兰熙担任总编辑,王蓝和彭歌是编辑顾问。从创刊到一九九二年,殷张兰熙独撑二十年,我继编九年,彭镜禧、张惠娟、高天恩和现任的梁欣荣都是我台大外文系的年轻同事,以拔刀相助之情前来兼任总编辑,助理编辑兼秘书只有一人,前十五年是刘克端女士,近十五年是项人慧,发书时增一工读学生,大出版社很难想像那种“孤寂”。三十六年来,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运行,和大地运行一样,《中华民国笔会季刊》至今发行一百四十四期,从无一季脱期,是国际笔会最稳定最持久的刊物。在一百多个会员国的文学界,台湾是个有信誉的地方。
殷张兰熙是最早作台湾文学英译的人。一九六一年美国新闻处资助HeritagePress出版社英译和新诗,殷张兰熙就是《新声》的主编,选入者白先勇、赏虹、王文兴、陈若曦、叶珊(后改笔名为杨牧)等作品。因此执编笔会季刊之前,殷张兰熙已有数年孤军奋战的经验了。
殷张兰熙的名字和季刊几乎是不可分的。她选稿,翻译每期的诗,寻找高水平译者,读译稿、校对、发排。创刊后三年开始用台湾艺术作品作封面,刊内介绍,她又增加了另一个领域的挑战,在这方面协助最多的是王蓝,我接编后是林文月、丁贞婉等好友。
殷张兰熙金发碧眼的美丽母亲,一九一七年嫁给中国同学张承标先生(来台后曾任审计长),由美国维吉尼亚州到中国湖北县城成家,生儿育女。十多年后兰熙长大,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,一九四九年随夫婿殷之浩先生来台湾,创立大陆工程公司,因为出国开会而冠夫姓,文坛好友都只称Nancy。她爱文学,有时也写诗,一九七一年曾出版OneLeafFalls诗集。
一九七二年我从台中搬到台北,恰巧与兰熙住在邻巷,街头路狗又常遇到。各自主编笔会季刊和《中国现代文学选集》,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最基本的话题是值得译介的书稿。英译的人才,字字句句斟酌译文,整体的安排,呈现的效果,国际读者的反应等等,好似长河流水,永不厌倦。
兰熙是个开朗温暖的人,忙碌中热情洋溢。每年在各地召开的年会前,催集论
文,安排演讲和讨论议题,准备礼物,到会场结交天下士,握住那么多伸出的友谊之手。大陆的“中国笔会”文革后参加总会,多次在会场排挤我们。兰熙收起她自然温婉的笑容,登台发言愤慨迎击,保卫自由民主的台湾代表权。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。他们不再出席年会。在今日政局情势下,会籍立场仍会被提出,但是兰熙与当年代表所建立的国际友谊,以及我们的季刊三十多年稳定的出刊,丰富的专业形象,已让中华民国笔会立于不易撼动的地位。中美断交后,兰熙受邀在美国十家地方电视台上“谈台湾”(,TalkaboutTaiwan,)节目,侃侃而谈,以条理的外析,清晰的言辞,呈现台湾在文化、经济、社会各方面的进步。英文的笔会季刊更帮助增加了解。那些年,在西方世界为台湾发声的事,兰熙做了很多,但是在台湾反而少有人知。最可贵的是,这些奉献和她主编笔会季刊二十年的投入,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。季刊收入仅有外交部和新闻局所付国际赠送的那数百册书款,国内在诚品等地出售则不及百册,主要的支出如稿费、印刷、发行及人事费用,皆由殷先生资助。笔会会址原也设在大陆工程公司所在地,殷先生去世后,一九九六年开始租屋在温州街,即将面临断炊时,殷氏“浩然基金会”开始资助,得以编印发行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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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之后,我得以从美国以外的大框架欧洲,思索台湾文学已有的格局和未来的发展。令我震撼至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笔会年会上,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(GUnterGraSS)对支持俄共威权的东德作家,咆哮责问:“文学良心何在?”
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笔会年会,几乎是该城向西班牙争取独立的一个论坛,我们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该城的加泰隆尼亚语,以示他们古老语文的存在意义。而最强烈的启发则是一九九四年,在捷克布拉格的笔会年会,主题是“国家、种族、宗教、社会的容忍与文学”,由捷克作家总统哈维尔主持,其中有一场座谈会题目是“小语言与伟大文学,小语言写作者的难题”。另一场是“我们自知几许?”第一次看到语言有大小之分,第一次听到苏俄解体后,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独立的国家,不用俄语陈述,而是重用小语言的母语创作,陷入另一种困境。
我曾根据他们的话写了一篇《我的声音只有寒风听见》,文中并未明言我的忧虑,世界的汉学界已将注意转移至中国大陆,台湾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笔,本土化的声浪日益高涨,当年大家用中文写作的热情不再,会不会有一天,我们也面临小语言、小文学的处境?从此,我对台湾文学的关怀,就不再只是单纯地鼓励与评介,而是它在末来的发展和定位。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华民国笔会英文季刊总编辑的工作,将近十年,得以深耕台湾土她的文学创作,对这个大问题有切身的领悟。
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创办以来,我一直是个实质的顾问。主编选集后,我对台湾文学的发展,以不遗漏的阅读,保持真正的了解。因为“台大哲学系事件”(一九七三年)而离开的赵天仪被教育部安排到国立编译馆任人文组编审。以及接办《现代文学》的柯庆明,都助我深入认识本土作家。当时台湾诗社如雨后春笋,我一直是订户读者,日后主编笔会英文季刊选稿来源仍是维持公平的态度,尤其没有“政治正确”的立场。
在自由世界,文学作者原不必有“会”,写作是个单打独斗的行业,文坛原本无“坛”,只是有时文人相聚也有可谈之事。一九二一年由英国和一些欧洲作家在伦敦成立了国际笔会(TheInternationalPEN),PEN是Poet,Essayist,Novclist的缩写。
一九二四年,中华民国笔会成立于上海加入总会,发起人有林语堂、胡适、徐志摩等人,第一任会长是蔡元培,开始做各种文化交流,作品互译,作家互访等拓荒工作。
我自幼逢书便读,读后常有难忘之事,他们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的事,启发我多年的想象。
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笔会会员国参加战争,立场对立,文学交流停止,直到一九四六年,在中立的瑞典重开。中华民国笔会一九五三年在台湾复会,第一、二届的会长是张道藩和罗家伦。一九五九年首次回归国际总会,参加每年一度的年会。
一九七0年林语堂当选会长,在台北召开第三届亚洲作家大会,邀请川端康成、张大千等及韩国、泰国、菲律宾等国重要作家前来,台湾作家将近百人参加盛会。王蓝、彭歌(姚朋)和殷张兰熙(NancyIng)三人负责办事,在刚刚落成的圆山饭店将大会办得有声有色,大大地提高了台湾的声誉。林语堂说,台湾应该有一份发表作品的英文刊物,让我们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搭一座桥。
一九七二年秋天,《中华民国笔会季刊》创刊号出版。由母语是英文的殷张兰熙担任总编辑,王蓝和彭歌是编辑顾问。从创刊到一九九二年,殷张兰熙独撑二十年,我继编九年,彭镜禧、张惠娟、高天恩和现任的梁欣荣都是我台大外文系的年轻同事,以拔刀相助之情前来兼任总编辑,助理编辑兼秘书只有一人,前十五年是刘克端女士,近十五年是项人慧,发书时增一工读学生,大出版社很难想像那种“孤寂”。三十六年来,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运行,和大地运行一样,《中华民国笔会季刊》至今发行一百四十四期,从无一季脱期,是国际笔会最稳定最持久的刊物。在一百多个会员国的文学界,台湾是个有信誉的地方。
殷张兰熙是最早作台湾文学英译的人。一九六一年美国新闻处资助HeritagePress出版社英译和新诗,殷张兰熙就是《新声》的主编,选入者白先勇、赏虹、王文兴、陈若曦、叶珊(后改笔名为杨牧)等作品。因此执编笔会季刊之前,殷张兰熙已有数年孤军奋战的经验了。
殷张兰熙的名字和季刊几乎是不可分的。她选稿,翻译每期的诗,寻找高水平译者,读译稿、校对、发排。创刊后三年开始用台湾艺术作品作封面,刊内介绍,她又增加了另一个领域的挑战,在这方面协助最多的是王蓝,我接编后是林文月、丁贞婉等好友。
殷张兰熙金发碧眼的美丽母亲,一九一七年嫁给中国同学张承标先生(来台后曾任审计长),由美国维吉尼亚州到中国湖北县城成家,生儿育女。十多年后兰熙长大,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,一九四九年随夫婿殷之浩先生来台湾,创立大陆工程公司,因为出国开会而冠夫姓,文坛好友都只称Nancy。她爱文学,有时也写诗,一九七一年曾出版OneLeafFalls诗集。
一九七二年我从台中搬到台北,恰巧与兰熙住在邻巷,街头路狗又常遇到。各自主编笔会季刊和《中国现代文学选集》,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最基本的话题是值得译介的书稿。英译的人才,字字句句斟酌译文,整体的安排,呈现的效果,国际读者的反应等等,好似长河流水,永不厌倦。
兰熙是个开朗温暖的人,忙碌中热情洋溢。每年在各地召开的年会前,催集论
文,安排演讲和讨论议题,准备礼物,到会场结交天下士,握住那么多伸出的友谊之手。大陆的“中国笔会”文革后参加总会,多次在会场排挤我们。兰熙收起她自然温婉的笑容,登台发言愤慨迎击,保卫自由民主的台湾代表权。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。他们不再出席年会。在今日政局情势下,会籍立场仍会被提出,但是兰熙与当年代表所建立的国际友谊,以及我们的季刊三十多年稳定的出刊,丰富的专业形象,已让中华民国笔会立于不易撼动的地位。中美断交后,兰熙受邀在美国十家地方电视台上“谈台湾”(,TalkaboutTaiwan,)节目,侃侃而谈,以条理的外析,清晰的言辞,呈现台湾在文化、经济、社会各方面的进步。英文的笔会季刊更帮助增加了解。那些年,在西方世界为台湾发声的事,兰熙做了很多,但是在台湾反而少有人知。最可贵的是,这些奉献和她主编笔会季刊二十年的投入,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。季刊收入仅有外交部和新闻局所付国际赠送的那数百册书款,国内在诚品等地出售则不及百册,主要的支出如稿费、印刷、发行及人事费用,皆由殷先生资助。笔会会址原也设在大陆工程公司所在地,殷先生去世后,一九九六年开始租屋在温州街,即将面临断炊时,殷氏“浩然基金会”开始资助,得以编印发行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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